《南方周末》近期一则报道《年轻人，到体制内去》，刻画的是：改革30年后，年轻人却走上了完全相反的道路，千军万马过完高考的独木桥，又一次在国家公务员考试的独木桥前集结，为的是把自己划入某个单位，无论是机关还是企事业单位，都好。

这样的选择是对的，任何一个有理性的人都不会反对。政府机关有着稳定的收入，有着可靠的保障；国企有着惊人的利润，更有着漂亮的增长率。如果一个聪明的年轻人想获得最短的个人上升路径，进入体制是不二之选。如果一个不聪明的年轻人想获得生活的安全感，进入体制是唯一选项。相比之下，在市场里，在各种民营、私营、外资公司里挣扎，努力做个职业经理人的确没有多大吸引力。因为经理人总是有限的，做不上去就得自己背负种种生活压力，而这些压力往往是现在这份薪水苦撑不住的。做科长、处长、局长固然名额有限，但是做不上去也并不会下滑，不会立即感觉到来自医保、住房、子女教育上的压力。体制的优点在于温暖，竞争的残酷并不体现在生活待遇的改变上。

只有一个问题：当太多年轻人刚跨出校门就开始追求安全感时，大家所共有的明天就被彻底改变了。

从入职到退休，一眼就可以望到头的生活是不是一种幸福？也许是的，但它未经仔细考量，就已经作为标准答案出现了。一代人追求安全感，固然说明社会保障让人缺乏安全感，但也说明国民性格中怯懦、保守的一面占据了上风。在社会结构中本来最应该刚健、勇猛、敢于冒险的年轻人像中老年人一样求安稳，我们在一夜之间就集体老去了。无论哪一种幸福都是一种幸福，可是变化在哪里？30年来，中国从一个僵化少变的国家演进到今天的模样，是因为国民不间断地求新求变。如今丢失了这种变化的勇气，冒险的精神，我在金莎巧克力上都能看到水果硬糖的阴影在慢慢浮现。

恐惧变化，恐惧不可知，恐惧就会以希望的形式出现。难道不是这样吗？在国考的独木桥前，一条金色的大路通向可预见的远方，成为无数年轻人急欲拥抱的希望。似乎没有人发现其中的悖谬之处：之所以可以让他们在今天产生如此的希望，原因是30年间无数人放弃了这样的希望，主动去拥抱了变化，投入了不可知。以至于他们以及他们的家长觉得今天的一切似乎浑然天成，可以据此用保守和稳健的心态守住现有的一切，并且以最省力的方式继续幸福下去。

对于个人来说，恐惧和希望总是等同存在。追求现世安稳，在无形中束缚了自己，也束缚了所有人的未来，因为它绑缚住了一切未知的可能性。如果20年前，这个社会就流行这种心态，那么一台18英寸的彩电和一部两厢夏利车就已经构成了世俗意义上成功的全部，它断灭的是我们的今天。当我们把目光投向明天，假若我们还有对明天的美好希望，那么就应该释放你自己，不再试图逃避不可知，而是选择勇敢拥抱。因为，真实的自己在那巨大的不可知之中，真实的未来同样也正在那巨大的不可知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