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德国，

起初他们追杀共产主义者，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共产主义者；

接着他们追杀犹太人，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犹太人；

后来他们追杀工会成员，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工会成员；

此后他们追杀天主教徒，我没有说话——–因为我是新教徒；

最后他们奔我而来，却再也没有人站出来为我说话了。

——————————–马丁·尼莫拉 德国 新教牧师

《亚洲奇迹的迷思》(The Myth of Asia’s Miracle) 克鲁格曼认为，中国等国之所以能够取得超常规的经济发展，主要是因为这些国家大力动员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入生产力高得多的制造业岗位，同时在资本设备和基础设施上投入巨资（克鲁格曼用的是“要素的扩张”(expansion of inputs)这一说法），并不是因为这些国家注重效率、创新和最终的经济回报（也即每单位要素投入导致产出的增加）。

这种国家或政党主导的“人海战术”在一段时间内会产生效果并导致产出的大量增加。只要想一想上世纪50年代的苏联或五六十年代的日本你就会明白。但这些经济体最终都会出现边际收益递减的情况，也从未真正赶超过发达经济体。发达经济体更多地遵从自由市场原则，较少为自私的特殊利益集团所主导。

中国一直在大量增加对工业产能和基础设施的投资支出。此前和亚洲任何一个经济体相比，中国飞得更高，跑得更快，经济高速增长所持续的时间更长。野村的报告显示，过去10年中国的劳动力和资本投入在国内生产总值(GDP)中的占比超过40%，过去两年甚至超过50%。相比之下，日本、韩国、新加坡和泰国在经济快速起飞阶段的上述比例均低于中国。七到八年之后这些国家的投资增速就开始停滞。

投资支出迅速增长的同时消费支出却没有跟上。在这一点上，中国消费者吃了不少苦头，消费支出在总支出中的占比大约仅有35%。而在美国，消费支出占GDP的比重接近70%。在中国，多种因素导致了消费的萎靡不振。比如中国人很爱储蓄，因为大部分医疗成本和退休金要靠居民个人筹集。与此同时，银行存款利率被政府人为压低，远低于实际通货膨胀率。

苹果（Apple）产品已经风靡中国。在沿海及内陆城市的主要街道几乎都能找到星巴克（Starbucks）。从耐克（Nike）、别克（Buick）到西门子（Siemens），中国消费者对西方品牌的喜爱远远胜过国内的竞争品牌。微博的兴起，胡同拳头（Hutong Fist）和麦田守望者（Catcher in the Rye）等摇滚乐队的流行，甚至是圣诞节的备受追捧，似乎都表明中国正越来越西化。

但千万别被表象所迷惑。中国的消费者并没有变得“西方化”。他们越来越现代化和国际化，但他们依然很“中国”。如果说我从自己在中国20年担任广告高管的经历中学到了什么的话，那就是，成功的西方品牌灌输给中国的信息是“全球化”而不是“外来者”──这样他们就能成为中国文化的载体。

随着中国迅速迈向超级大国，理解其消费文化是理解这个国家的良好开端。尽管这个国家的经济和社会正经历急速演变，但根本的文化底蕴却经历数千年基本没变。中国是儒家社会，是自上而下的家长制度与自下而上的社会流动性匪夷所思的结合体。在中国，彰显个性总是与适应融入相冲突，野心勃勃与严守克己相矛盾，中国人就是被这些矛盾驱动着。在中国社会，除了对他人的义务以及他人对自己的认可，个人是没有特性的。集体和国家是个人身份的永恒支柱。西方的个人主义，即赋予个人独立于社会之外意义的概念，在中国是不存在的。

各种各样的青年群体时不时地浮出水面，看看“都市玉男”以及“淘宝狂人”的兴起就知道了。但自我表达一般都会遭到反感，社会认可仍等同于“成功”。文科生被认为不如拥有工程或财会学位的毕业生。因为担心“丢脸”或被打上有病的标签，很少人敢去看心理医生。不能生孩子是令人失望的严重问题。

中国人接纳数字产品的速度是这个国家在变化的一个迹象。但改变零售商与消费者力量制衡的电子商务却直到中国人追求放心感的需求得到满足才开始起步。即便交易是在线上安排的，多数消费也都是当面完成，购买者查验产品并用现金付款。

就连数字化的自我表达也需要安全，需要匿名的掩护。新浪微博（中国版Twitter）、人人网和开心网（中国版Facebook）等社交网站迅速发展。但用户却躲在假身份和化名背后。我供职的智威汤逊广告公司（J. Walter Thompson）与互联网控股公司IAC所做的一项调查发现，不到三分之一的年轻美国人赞同“现实生活中不能说的不能做的我都可以在网上实现”这句话，41%的人不赞同。而在中国的受调查者中，73%的人赞同，只有9%不赞同。

各个社会经济阶层的中国人都在努力“赢”──也就是攀爬成功的阶梯──他们都在适应着体制，而不是去对抗它。在中国人的消费文化中，一直存在着自我保护和彰显身份的矛盾。这种挣扎解释了两种貌似冲突的发展趋势的存在：一方面，我们看到惊人的高储蓄率、对物价的极度敏感和对信用卡支付利息的排斥；另一方面，中国人又痴迷于奢侈品，愿意花年收入1.2倍的钱买一辆车。

每天，中国人都面临着被撕碎的社会安全保护网，保护个人财富制度的缺乏，被污染的食品，还有无数对家庭和健康构成的威胁。消费者通过物质展示来彰显身份的本能对保守的购买行为起到了平衡作用。保护自身利益是消费者考虑的首要因素。即便是高档涂料也必须确认无毒才能展示颜色鲜艳的优点。无论是什么价位，安全是所有购车者主要考虑的因素。

要赢得中国的消费者，品牌需遵循三个规则。第一点也是最重要的，公开使用的产品，无论是直接公开还是间接公开，价格溢价都要比私下使用的产品高。领先的手机产品都是国际品牌。而家用电器领跑者则是廉价的国货，比如TCL、长虹（Changhong）和小天鹅（Little Swan）。根据英国零售商百安居（B&Q）的一项研究，中国中产阶级平均只花1.5万美元为一套1,000平方英尺（约92平方米）的毛坯房进行装修。

大批西方零售商押宝中国市场，但由于对中国消费者缺乏了解，不少品牌犯下了一些大错。《华尔街日报》的Deborah Kan与《中国人想要什么：文化、共产主义和中国的现代消费者》一书的作者Tom Doctoroff讨论中国人的消费文化。

购买奢侈品更多的是身份投资，而不是为了其本身的美观或工艺。中国目前是世界胃口最大的奢侈品买家，把前往香港和巴黎等城市的出境游算上的话至少是这样。据免税购物公司Global Refund统计，在法国，占游客总数不到2%的中国游客消费了15%的奢侈品。

公共展示也是全球品牌为吸引中国消费者重新定位应考虑的一个关键因素。尽管中国有茶文化，但星巴克却成功地把自己打造成了新一代精英聚会洽谈的地方。必胜客（Pizza Hut）和哈根达斯（Haagen Dazs）都在中国建立了庞大的以堂食为主的连锁店网络。（买回家享用的五美元一大盒的香草冰激凌在中国不好卖。）

第二，产品的优势应该强调外在而非内在。即使对于奢侈品，赞颂个人主义的西方宣传手法在中国也行不通，比如人们熟知的西方观念“我想要什么”和“我感觉怎样”。汽车的广告语需要表现不断进取的男子汉气概。例如宝马（BMW）的全球广告语“终极座驾”（ultimate driving machine）就融入了带有中国式抱负心的元素。

有时，外在和内在带来的效果差异会相当微妙。水疗和度假村在承诺不光可供休闲放松还提供充电电池时效果会更好。婴儿配方奶粉一定要强调能提高孩子智力，而不是为了快乐。孩子被带去必胜客不是为了享用披萨，而被当做是奖励学习成绩优秀的“大餐”。美容产品必须能够帮助女性“往前走”。就连啤酒都得做文章：在西方国家，分享美好的时光就足矣；而在中国，必须表现出啤酒能把人聚起来，增强信任和增进互惠互利。

在中国，就连啤酒都得做文章，必须表现出能把人聚起来，增强信任和增进互惠互利。而在西方国家，分享美好的时光就足矣。

情感上的好处必须实际，即便是关乎内心的事物。情人节几乎像春节一样受中国人重视，但他们却把这个节日看做男人表现自身价值和忠心的一个机会。在美国，戴比尔斯（De Beers）的广告语是“钻石恒久远”（A Diamond is Forever），是对永恒浪漫的赞美。而在中国，同样的广告语却意味着责任、缔结家庭的誓约──固若磐石，就像钻石一样。

最后，在中国定位一个品牌时，产品须能解决野心勃勃与严守克己的矛盾，既要彰显个性，又要适应融入。男人渴望在不违反游戏规则的前提下获得成功，这也就是为什么有钱人倾向于奥迪或者宝马，而不是浮华惹眼的玛莎拉蒂（Maseratis）。

奢侈品消费者既要表现自己对体制游刃有余的掌控，同时又要保持低调，因此万宝龙（Mont Blanc）的六角星标识和宝缇嘉（Bottega Veneta）标志性的编织皮革颇受欢迎，二者都是低调的奢华。年轻消费者既想要时尚，又希望被人接受，因此选择匡威（Converse）和优衣库（Uniqlo）等比较传统的时尚服装品牌。

中国家长对宣传孩子能“在潜移默化中学习”的品牌很感兴趣：智力培养披上趣味的外衣。迪士尼（Disney）在中国做教育会比主题公园更成功，它的英语学习中心很受欢迎。麦当劳（McDonald’s）的餐厅在西方是儿童的快乐天堂，而在中国却变成了学术园地：开心乐园餐（Happy Meals）中的身穿世界各地服装的史努比（Snoopy）小雕像可供收藏，麦当劳网站提供开心乘法课。四季宝（Skippy）花生酱结合了“花生的美味”和“三明治的巧妙配方”。

就连中国对圣诞节的喜爱──到处都有大型的假日销售活动，到处都有圣诞音乐──也在推动一项明显具有中国特色的议程。圣诞老人是进步的一个象征；他代表中国越来越适应新的全球秩序，中国肯定会在不牺牲国家利益的情况下融入这个秩序。在个人身份与外界认可密不可分的中国文化中，圣诞节已经成为人们彰显身份的一种方式。

美国梦──财富在自由中达到顶峰──令中国人陶醉神往。但美国人梦想“独立”，而中国人渴望“掌控”自身命运并控制日常生活的变幻莫测。在物质追求相似的表象下隐藏着本质迥异的情感诉求。如果西方品牌能学会迎合中国的世界观，那么也许整个西方世界也可以做到。

 

创业不是为了赚钱

创业永远挑选最容易做最快乐做的事情，创业不是为了赚钱，而是你喜欢他，你喜欢这个工作，你喜欢做这件事情，那是最大的激情，最大的动力所在。如果 你为了挣钱我告诉你，永远有比你想的更挣钱的东西。你选择是因为你喜欢，你喜欢你就不要抱怨。这个世界上我们可以批判，但是我讨厌那些几种，中国社会不能 再这样那样，而你们一定会替我们找到未来。今天中国的问题，所有的问题会出现我告诉大家，60年以前中国也有过，50年以前中国也有过，40年以前中国也 有过，600年以前中国还会有，你来到这个世界丰富多彩就是因为有这些东西，不是每个80后、90后都会成功的，但是有人会成功。

不是每个60后的人都会成功的，但是有人会成功，谁会成功？你勤奋、你执着、你完善自己、你改变去完善自己去完善社会这样的人会成功。我不是一个成功 学的人，我不喜欢看成功学，我只看别人怎么失败，从别人失败里反思什么事情我不该做，从别人成功里也会反思，他为什么成功？我要学他的成功还是学他的精神？

清楚我有什么？我要什么？

所以没有什么抱怨的，坦荡的看自己。刚才有同学说做自己，怎么做自己？我们做自己问自己这些问题，我有什么？我要什么？我愿意放弃什么？我们人生到这一世，不是来创业的，不是来做事业的，我们是来体验生活的。世界本来就是不公平的，怎么可能公平？你出生在农村，盖茨的孩子出生叫盖茨家里面你能比吗？但 是有一点是公平的，比尔?盖茨一天24小时，你一天也是24小时。这24小时有3个8小时，8小时你在路上走在挤公共汽车的时候，你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干什 么，这时候需要好的朋友。还有8小时你睡在床上不知道干什么，你这个时候需要自己有一个好的床，床上有一个好的人。还有一个8小时你知道自己在干什么，那 就是工作。假如你工作是不开心的，你做的事情是你不爽的你可以换，千万别做做这份工作讨厌这份工作，我觉得这些人是没有意义的。娶了这老婆天天骂老婆又不离婚什么意思？对不对？

幸福是自己去找的

所以我想每个人要清楚，世界不公平，你如果想改变它，第一告诉你不可能，第二去从政去，也不可能。只是人可以不一样，出生的条件不一样但人是可以幸福 的。幸福是自己去找的。我走过民工的都市的创业者到城市里打工者，我对他们尊重到城市里打工就是创业者，对我来说没有区别，只是我走了这条路他们走了那条 路，每次走过工棚发现他们的笑声，我进去发现他们在打牌，2、3块钱的赌注每个人都很开心。

幸福很容易找，盖茨并不幸福。幸福是自己找出来的，今天中国的经济的高速发展我刚才讲了，但是我们的价值体系，我们的文化体系受到了摧毁，最早新文化 运动摧毁了旧文化没有建设新文化，文化大革命又把我们很多价值体系搞乱了，今天有的学者来讲，我并不完全同意中国不是法制社会，好像有了一套法律我们就能 解决这些问题，不是那回事。

重要的是如何改变自己

美国发展是因为法制吗？就是这个人漂亮是因为鼻子漂亮。不对。大家记住美国社会的发展它是基于基督教文化的，在基督教文化上面建立法律体系，在这个法 律体系建立政治体系，在这个上面建立起他们的领导人的选举体系，整个体系比你的想的复杂得多，这仅仅是简简单单的一部分，假如我们今天这个价值文化体系被 摧毁的情况下，随便拿一点价值体系，等于沙滩上建楼，建不起来。

我们需要重新找回价值体系，让年轻人明白不要怪人家富怪人家有钱，而是我要如何改变自己，我对社会有贡献，我寻找快乐寻找幸福感。创业不会给你带来幸 福感，会给你带来快感，但快感的背后会带来很多痛苦，而真正的幸福感是你知道自己在做什么，知道给别人在做什么，你会逐渐从痛苦中找到那些快乐。

我坚定不移你们会为我们，为这个国家为中国找回价值体系，而这才是中国真正腾飞的时代，永远是如此，一代胜过一代，而最最高兴和高傲的事，我从你们眼光里看到了希望。

80后有资格但没有权利抱怨

所以今天请大家我们不要抱怨，如果你想成功看任何问题积极乐观的看，这个时代还不是你的，我刚才就说了，你们有权利抱怨，但你们没有资格抱怨，等你们 四五十岁的时候，你们有资格抱怨但你没有权利抱怨，你必须把它干好，今天你没有坐到那个位置，20年以后别轮到我们抱怨你们，你们当年吹的很牛，现在轮到 你们干你们试试看。所以准备20年以后的你们，中国是你们的，毛主席说世界是年轻人的。我今天觉得他讲的太对了，一定是你们的，你们没坐到那个位子的时 候，你不知道那个位子有多么的痛苦。

心态决定姿态，姿态决定生态

所以我今天来讲创业，我的网站公司将会全力支持大家。但是我不想谈具体怎么做一家公司，碰到这个问题在网上可以交流，我们有个语音计划大家可以交流。 人的心态决定姿态，再决定你的生态，心态好自然会好起来的。你们要比的是20年以后，谁能够成为这样的，至于哪家公司哪个行业，阿里巴巴、腾讯、百度、新 浪、微博抓住了这个时代，什么是下一个最好的机遇？告诉大家上一个世纪的商人，你抓住机会为成功商人，下一个世纪商人的企业家，解决社会问题的人才真正成 为一家伟大的公司，去想你为未来你为社会解决什么问题？这样的人会成功，而真的要做这些事情从完善自己开始。

没有人是完美的，社会不可能完美，因为社会是由所有不完美的人组成在一起，你的职责就是比别人多勤奋一点、多努力一点、多有一点理想世界才会好起来， 我就是这么走过来的，我没有任何理由走到今天。唯一的理由我比我同龄一代的人更加乐观，更加会找乐子，更加懂得左手温暖右手，相信明天还会更好。

小企业要有大胸怀，一个成功的创业者需要有三个因素：眼光、胸怀和实力。——马云

准确的市场定位是创业成功的关键

在创业之前，创业者必须明白自己究竟干什么行业，生产什么产品，只有精确的定位，创业 者才能走得更快、更远。马云对阿里巴巴就有着非常明确的定位。

马云认为，电子商务企业必须着力发展下面的五件大事：第一是诚信；第二是电子市场，即 B2B、C2C；第三是搜索引擎；第四是支付；第五是软件。

马云对诚信有着独特的见解，他觉得，应该让诚信的人先富起来。正是抱着这一初衷，阿里 巴巴在国内最早推出了自己的诚信体系和诚信产品——诚信通；同样，出于增进电子商务诚 信体系的考虑，阿里巴巴推出了第三方支付工具——支付宝。

马云希望，以阿里巴巴为平台，逐步将中小企业的销售中心、人事中心、技术中心、支付中 心和财务中心都放在上面，其间横亘在B2B、B2C及C2C之间的一切环节都将被打通。这样， 阿里巴巴将成为一个虚拟的商务王国，其中有自己的支付工具、自己的游戏规则、自己的运 行体系。此外，举凡门户、通信、搜索乃至企业管理软件等网络服务，亦无一不备。

2005年，通过整合雅虎中国的资产，阿里巴巴不仅真正将C2C、B2C、B2B业务熔为一炉，也 将即时通信、电子邮件、博客、搜索（特别是竞价排名或关键字广告）等互联网工具整合到 一起，作为电子商务平台的若干功能之一。此外，在2006年，阿里巴巴还涉足了包括供应链 管理、CRM等在内的多种企业管理软件领域，以便整合客户的整个供应链，将其资金流、信 息流和物流都搬到阿里巴巴平台上。

在2007年年初，阿里巴巴推出了自己的软件产品，客户可以在该平台上管理自己的信息和业 务资源，由此跟踪订单，安排售前、售中和售后的营销计划，还能对业务情况作出分析。因 此，阿里巴巴不仅能够为客户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和商机，也将带动国内整个电子商务产业 链的整合。这也体现了阿里巴巴主动承担社会责任的努力。

对于产品的市场定位，马云发现，很多创业初期的人都想着要尽量“大小通吃”，赚所有人 的钱。麦当劳可不可以兼卖利润高的鱼翅捞饭？五星级酒店有没有可能把地下室改成招待所 ，用低价格把低收入人群也“一网打尽”？当然这都是否定的，因为“捞过界”的后果是把 自身原有的顾客群也一并丢掉。对此，马云说：“我希望每一个人都来用我的产品和服务， 那是不可能的。初创业者创业时定位一定要准确，这样你才能做好。”

农夫山泉股份有限公司是目前国内规模最大的饮用水公司之一。公司自有铁路专线，产品运 输快捷、安全、运能大，是中国目前唯一有专运铁路线的饮用水公司。

面对竞争激烈的饮用水市场，为了突出品牌，农夫山泉公司在切入点上，从最容易受到影响 、对新事物最敏感的群体切入，通过广告这一载体，对口感、水质进行差异化细分，有明确 的市场定位。

在口感定位方面，有点甜的广告语再现农夫山泉是“天然水”这一概念；适度的高价，则提 高顾客价值，凸显与众不同的农夫山泉高贵品质；运动装，突出企业对产品严谨认真的态度 ；款到发货，则表明企业的自信，造成供不应求的假象，使经销商提高对农夫山泉的信心。

因此，准确的“创业定位”，是成功创业的第一步。而大量事实证明，尤其是小额资金的创 业者，往往去赚高附加值的部分，即那些高端收入人士的钱，更加容易成功。将目标客户群 变得越窄，才能锁得越牢。为此，马云提醒那些即将创业的，或正在创业的年轻人，大小通 吃的想法通常行不通，想成功，一定要有准确的市场定位。

1、定下目标

拥有具体目标的储蓄计划最有效果。为度假、应急或孩子大学教育而每月存几十、几百美元，要比“为了未来存款”的笼统概念让人更有动力。

不管你收入多少，存钱都是必须的。有不少方法可以帮你养成储蓄的好习惯，可以先从“美国存款周”倡导的“定目标、做规划、自动存”三步曲开始。

2、定目标：研究表明，一个拥有目标的储蓄计划，无论是长期还是短期目标，都要比一个泛泛的储蓄计划更容易坚持得多。为每月的房贷存钱，为孩子上大学存钱，为暖气炉故障维修或汽车故障维修等意外事件存钱，这些都是很好的目标。此外，还有外出度假等其他一些让人向往不已的美好目标。

3、做规划：研究一下自己的经济状况，看看如何偿还债务，增加储蓄。你应该先还利息高的债务，比如利率达到两位数的信用卡欠款，按此顺序依次还债。你不能一边还债，一边又在积累新的债务。

4、自动存：如果你所在的公司提供储蓄计划，那一定要参与。很多企业的做法是，你存一半，企业帮你缴纳另一半，而且利率要比目前任何银行提供的都要高。另外，你应该参与401(k)或其他一些退休储蓄计划。除此之外，要把每月工资的一部分自动存进一个账户，如共同基金账户或美国储蓄债券(U.S. Savings Bond)账户。你不经手那些钱，就不会去惦记，至少不会那么惦记。

5、跟踪你的消费和储蓄状况。通过信用卡账单或其他一些记录，看看钱都花在什么地方了，扪心自问一下，买的这些东西都是必需的吗？然后算算自己一共存了多少钱，想象一下如果没买那件毛衣或那瓶昂贵的红酒，现在的存款金额应该是多少。

6、别一时冲动买下昂贵的东西。给自己设置一个24小时的等待期，这样不但能够防止买了之后后悔，还能避免陷入更深的财务泥潭。

7、有个小窍门可以控制自己大手大脚花钱：每买了价格昂贵的一杯咖啡、一块蛋糕、一杯红酒或一包香烟，就把同样多的钱放进一个饼干盒里，或放在床垫下面。如果你拿不出同样数量的钱存起来，也许你就不该买那样东西。

8、把零钱都存起来。真的，这是个好主意。每天存五毛钱，年底你就有了182.50元，每天存一元，年底你就额外多了365块钱。

耶鲁大学励志语录：

1.要无条件自信，即使在做错的时候。

2.不要想太多，定时清除消极思想。

3.学会忘记痛苦，为阳光记忆腾出空间。

4.敢于尝试，敢于丢脸。

5.每天都是新的，烦恼痛苦不过夜。

6.面对别人的优秀时，发自内心地赞美。

7.做人最高境界不是一味低调，也不是一味张扬，而是不卑不亢。

货币经济是一种依靠货币形态、价格机制、资本市场、信用体系和金融机构的制度性组合，其中又以货币形态为核心。货币经济的形态和数量的变化导致资本结构和数量的变化、生产方式的变化，决定着经济周期，影响着人类财富增长和经济发展。

中国货币经济发展的两个阶段

中国货币经济是动态的，有一个从简单到复杂、从封闭到开放的发展过程。解析中国传统货币经济的特殊性和内在逻辑，牵涉到社会和政治方面的演变。

可以把自先秦到21世纪的中国货币经济史划分为两个阶段：金属货币经济（即传统货币经济阶段）和以信用货币为主体的现代货币经济。

金属货币阶段又分为以铜钱为主体货币、以白银为主体货币、以白银和铜钱为“复本位”货币和以银元为法定货币的四个时期。以白银为主体货币时期为例，它始于宋代，经过元朝到明朝上半叶的衰落，再经过明朝中后半叶的白银化而成为货币经济主体。清朝继续明代的银两制度，直到民国建立之后的1933年建立“银本位”，前后八百余年。

中国是发明和最早使用纸币的国家，宋代的纸币系统已相当发达，元代和明代的部分时期以纸币为唯一合法货币。但是，宋、元、明的纸币并不是信用货币，也不是以国家信用为基础、具有法律意义的纸币（legal tender）。直到1935年，南京国民政府废除实行不足两年的“银本位”，才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建立具有法律意义的法币体系。如果以1935年作为中国传统货币经济和现代货币经济的分界，则中国传统货币经济至少有两千年的历史；而现代货币经济的阶段还很短暂，至今不足八十年。

中国传统货币经济的自由放任精神

亚当·斯密曾说：我相信，世界各国的君主，都是贪婪不公的。他们欺骗臣民，把货币最初所含金属的真实分量，次第削减。 这个结论可能适用于很多欧洲国家，却不适合中国传统货币经济。

在中国历史上，货币经济基本上是自组织的，是市场的、社会的，是民间和政府分享货币“铸造权”的，是藏富于民的。至于资本市场和金融机构，向来是由民间而不是政府控制，国家只是货币的参与者，国家货币只是庞杂货币中的一种而已，其影响力取决于在货币供给总量中的占有率，高一些，影响力大；低一些，影响力小。所以，基本上不存在君主对货币权力的绝对垄断。简言之，货币经济的非国家化是常态。

我们可以认为，中国的传统货币经济充满自由放任精神，最接近“自由放任”（laissez-faire）的理想。在正史上，明朝万历皇帝颇受诟病，几十年不认真早朝的“罪过”大矣。换个角度，皇帝缺席，国家照样运行。虽有关心社稷江山的文官系统忠于职守，依然显示出其时社会发展的自主运行状态。在这个意义上说，传统的中国货币经济是人类货币经济史上的“香格里拉”。

清朝最后五、六十年的货币经济，被主流史家描写为货币制度纷繁杂乱、落后，逐渐遭到西方列强控制。但历史的面貌并非如此简单。当时清廷一方面继续奉行“无为而治”的经济思想；另一方面，朝廷无暇、也无能力管理因为洋务运动引发的现代化浪潮。因而，中国进入自由经济的黄金时期：国内、国际资本涌入各类产业；经济繁荣，接近古典经济学的完全竞争的自由经济传统模式。从货币经济的角度考察，我们看到的历史与官方所治的朝代更替史差异很大。

中国传统货币经济中的交易关系，其本质是民众、商人和官家共同治理，是以产权私有制和市场经济为基础的。换言之，货币经济、私有产权和商品市场经济的相互依存支撑了中国传统货币经济的运行，并决定了财富的存在方式、拥有方式和分配方式。所以，中国历史上可以发生一次又一次的财富重分配，却没有发生经济史家所提出的那种“财富逆转”（Reversal of Fortune）现象。在1500年相对富裕的文明，比如印加、阿兹特克，都被自身的货币财富所腐蚀，最终消亡。 但中国社会却具有对财富的良好消化能力或自愈能力，这不能不归结于传统货币经济的贡献。

货币形态多元化、多样化和高度区域化，货币之间竞争的机制，不断向货币体系注入新的生命力，从而实现货币经济的和谐，这是中国历史的常态。即使朝代更迭频繁，但是新朝通常接受和延续前朝的货币体系和制度。中国传统货币制度所具有的超常稳定性，成为一种独特的历史现象。

当然，中国货币制度的稳定并不是绝对的，其变迁始终没有停止。所谓稳定，是变迁中的稳定；所谓变迁，是属缓慢、渐进、连续的变迁，犹如历史的长河缓缓流动。中国货币制度的变迁，集中表现为要素（土地与劳动、劳动与资本或资本与土地）价格比率的变化、资讯成本的变化、技术的变化。这些相对价格变化的因素大多数是内生的。 春秋战国时期、宋朝、明朝后半叶以及19世纪中叶之后的清朝，都属于货币制度变迁显著的时期。

货币经济决定中国历史的走向

有一位西方学者说：货币将决定人类命运。其实，货币经济已经决定了中国的历史走向和命运。

中国自汉朝以降，直到清末，“钱荒”不断。长期以来，人们对钱荒的理解过于简化，以为是铜钱的币材供给不足或流失所致。其实，钱荒的核心问题是以铜钱为主体货币形态的货币需求大于供给，或者说，货币供给滞后于需求的反应，不能满足市场经济对货币的需求。在货币非国家化的制度下，自组织的社会经济就会增加货币供给，于是，正规、非正规的，合法、非法的“货币”进入市场。

以宋朝为例，再怎么增加铜钱供给也无法满足城市化和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铜钱供给毕竟受制于币材市场、铸造能力和铸币成本，所以，铁币和纸币的发明和流通，就成为自然补充。在中国历史上，劣币驱逐良币的规律很难成立，两者和平共处。原因很简单，对于货币短缺的情况下，即使品质再差和不足量的“劣币”，只要能够充当交易中介，有胜于无。一般而言，钱荒多会自行缓解。但若自我缓解能力失灵的话，使得铜钱、铜材愈发值钱，加剧钱荒，经济萧条接踵而至。

中国大多数朝代，不是亡于通货膨胀，而是亡于经济萧条。因为，只要在金属货币形态下，不会发生现代人所熟悉的那种通货膨胀。其实，秦朝不是亡于苛政，而是亡于经济萧条。秦末经济萧条的直接原因是秦始皇驾崩前一年统一货币的币制改革，推行“秦半两”，彻底消灭六国货币的残余影响，摧毁了传统的多元货币制度，于是，货币供给不能满足需要，出现“物贱钱贵”的局面，于是农民受到伤害，手工业者受到伤害。

西汉的灭亡和王莽关系很大。王莽在货币经济上的根本错误是实现黄金等贵金属资源国有化，民间丧失了货币财富，而政府的货币供给不足以填补民间货币的缺失，自然导致经济萧条，农民破产。王莽死后，国库里留下大量的黄金。明朝的货币白银化，社会财富增长，刺激人口增加，导致了“高水准平衡陷阱”，社会经济失衡，构成李自成代表的农民革命的深层原因。崇祯年间中国白银进口突然减少，货币供给不足，百业萧条，政府失去税收基础，则是明朝覆灭的重要原因。

中国货币供给不足，也造就了高利贷市场。中国历史上的利息水准始终高于西欧和日本，这不是因为中国货币经济不发达，而是过于发达所致。恰恰因为资本成本过高，刺激货币资本所有者透过高利贷市场和其他投机（speculation）手段实现更高的回报率。货币投机需求的直接后果是增加货币需求，提高了货币供给压力。在没有足够储蓄机构的情况下，投资土地就是最安全而最保值的方式，货币财富转化为土地所有权，货币利息转化为地租。于是，资本和土地这两个基本生产要素的价格双双上升。如果这个逻辑成立的话，那么中国没有发生英国十八世纪的工业革命，又多了一种解释，即中国的资本和土地成本过高。

中国历史上的货币和土地关系实在值得重视。一方面土地私有制度早熟，一方面货币经济发达。土地是高价值的交易资产，其吸纳货币的规模远高于农产品和手工业产品市场。土地吸纳更多的货币，刺激更高的货币需求，如此反覆，最终形成土地兼并的格局。在21世纪的中国，重复了历史上早已有之的货币和土地关系，土地价格上涨和货币供给增大互为因果。在中国历史上，如果形成土地兼并格局，失去土地的农民没有可以替代的生存基础，流民数目膨胀，社会失序，发生革命，改朝换代。

观者注：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大量农民工进入城市，转变为手工业者，大量从事劳动力密集型产业。从改革开放到今天，农二代、白领、半中产阶级已经充斥着中国社会。失去土地的农民大都依靠从事劳动力密集型产业为生。如果解决大量就业的劳动力密集型产业、中小企业、民营企业、建筑工地，这些行业的公司开始大量破产，后果将是非常严重的。因为这些农民的确没什么土地了，他们都是放弃土地进入城市淘金的半中产阶级。如果再把他们赶回农村那片已经失去或者已经变成一片杂草的土地上，你觉得会发生什么？

古希腊、罗马帝国和古埃及都有过相当发达的货币经济，但是都告消失，唯有中国货币经济延续至今，而且从来没有中断过与世界的交流和互动。但18世纪末以后，中国传统货币经济向西方国家现代货币经济的转型，走过了曲折的道路。

中国作为世界货币经济重心的衰落

中国作为世界货币经济的重心，至少延续到18世纪末。其间，中国与世界的货币经济互动关系主要有四种模式：一、平等模式。汉代与罗马帝国。这次交流很可能是用中国的丝织品换取罗马帝国的黄金；二、主动输出模式。在唐宋时代，日本、韩国和东南亚一些地区纳入中国的货币圈；三、被动输出模式。元朝建立，大规模掠夺中国境内历代积累的白银等金属货币，并运往蒙古帝国的其他疆域，支持整个蒙古帝国的经济。中国金属货币资源枯竭，不得不实施纸币体系。蒙古人知道，中国具备流通和使用纸币的传统和习惯；四，主动输入模式。在16世纪中叶开始的“白银世纪”，中国透过国际贸易换取南美洲的白银，货币形态白银化。从此，中国货币经济已经全然不能与世界货币经济分离，形成了合流，而不是分流的态势。

值得提及的是：宋代在经济和科学技术方面，领导世界潮流。中国存在以货币经济的历史积累为基础，实现一种“本土化”或“宋朝式”的金融制度创新。南宋以有限的国土与蒙古帝国进行了长达二、三十年的军事抵抗，除了南宋的经济富足之外，政府建立了具有创新特征的货币体系无疑是重要的。明代，伴随白银资本和金融制度进步，存在形成中国式现代化的可能性。遗憾的是，因为外族原因，蒙古人灭亡宋朝，满洲人灭亡明朝，中国错过了历史机遇。

自17世纪后半期开始，世界的货币和财富不再以中国为中心，不再是世界顺从中国经济结构，而是中国依赖世界货币资源和市场，中国要顺从西方的经济结构。从此，中国自行完成货币经济现代化的可能性不复存在。

在18、19世纪，中国货币经济成为世界货币经济体系的组成部分，逐渐丧失独立完成货币经济现代化的可能性。因为，文艺复兴和自英国大革命之后逐渐发展的西欧地区的货币体系，成了主导世界经济的现代货币金融制度。如果中国要纳入世界经济，必须改变中国传统货币经济，接受西方国家货币经济制度。清末的货币改革属于推动从货币“非国家化”向货币“国家化”转型，实现构建现代国家的目标，成为“冲击─反应”的典型案例。但这次转型因为辛亥革命和清朝完结而失败。

人民币与国家垄断的超常关系

1935年的中国“法币改革”是国家现代化和货币国家化的里程碑，对中国的影响还没有完整显现出来。迄今对这次改革的众多评价都不免有片面之处，但是“法币改革”的后果已经很清楚：实行白银国有化，政府以国家的名义剥夺了民众和商家的白银财富积累，开了剥夺民间财产的先河；建立货币金融垄断和无限政府，民众的货币财富不再是可以兑换的白银，而是依赖政府发行和管理的纸币；中国的私有经济传统从此遭到动摇和颠覆；改变了金融生态，改变了民营金融机构的发展，自由的银行券遭到废止，中小型金融机构和私人信用体系遭受打击，民营银行丧失了发展成长的历史时机。

正是“法币改革”埋下了抗日战争之后恶性通货膨胀的种子，奠定了中国20世纪国家所有制、甚至共产主义公有制的第一块基石。它与共产主义在中国的胜利存在着清楚的历史逻辑。

1949年，中国共产党获取大陆政权，实行公有制和计划经济。计划经济和货币经济具有“不可相容性”，在计划经济时代的中国，货币经济的现代化过程被中断，国民经济倒退到半货币经济和非货币经济时期。这种情况并非首例，在南北朝就发生过。计划经济时期的人民币，是1949年之前“法币”的一种变异，但是法币毕竟有外汇支撑，外汇以黄金储备为基础。而人民币与外汇、黄金没有任何联系，不存在直接和间接的“含金量”。

中国的正统说法是，人民币是“物资本位”。如果实现“物资本位”，必须实现国家对物资的垄断。人民币是一种“双重”垄断，国家对货币发行权的垄断和对支持人民币的物资资源的垄断。人民币成了完全依赖于政府和国家信用的纸币。在人民币制度下，中国人民财富的形态只有人民币，而人民币为国家垄断，国家透过人民币供给数量和物价的不断变动，实现国民财富的重分配。一位当代经济学家说过一句发人深省的话：货币已经变成了一个穿鼻而过的环，它使我们被那些控制鼻环的人们牵着走。 人民币就是这样的“鼻环”。

在过去的三十余年，中国大体完成了货币经济的重建。因为超常的“货币化”不仅是中国高速增长的发动机，而且触发了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一次财富大爆炸。与此同时，人民币完成了“蜕变”，从无价值基础到形成价值基础，实现了中国货币经济和金融制度与世界的接轨，中国再次重复了清末和民国对既定世界货币经济体系的“路径依赖”故事，只是换了主角。

1989年以后，中国的经济改革脱离了原本的轨迹，从政府推动、引导的经济自由化改革转到政府主导、控制的国家资本主义道路。从此，刚刚形成的自由市场和国家干预，私有经济和国有经济的均衡被打破，国家完成了对实体经济中的能源和通讯等产业部门，以及货币经济的所有部门的垄断。在过去二十年间，中国不是在逼近自由市场经济，而是渐行渐远。如果说中国有市场，它是政府干预的市场；如果说有私有或民营经济，它是受国有经济压迫，在狭缝中生存，随时有灭顶之灾的私有或民营经济。人民币的国有性质不是弱化，而是强化。

在世界上发达市场经济国家以及主要新兴市场经济国家，虽然货币国家化，但是还受到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的制衡。其经济制度是发达的私有经济和市场经济；其政治制度是国家不等于政府，政府不等于货币当局，央行有独立空间，货币发行受法律程式限制，在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之间存在着明显的边界。这一切，在中国不存在。

特别是近年来，人民币问题被高度政治化和意识形态化，与民族主义挂钩，在国家安全和国家利益的名义下，形成人民币与国家垄断的超常关系，由此加剧了社会财富的不公正分配和贫富差别的扩大。面对这样的现实，中国广大的民众，迷茫、失落，甚至绝望，以为这是经济改革所致。因此，中国出现了所谓的回归社会主义，重新肯定毛泽东的舆论。殊不知，1990年代以后的中国改革，已经一步又一步地背离了中国在1980年代改革的初衷，发生了质变。而被认为代表自由主义，代表自由市场经济的某些人物，其实已经演化成新的既得利益阶层的一部分。鉴于古今中外历史的教训，一个非民主和非法治的国家与国家对货币的无限权力的结合，是危险而值得忧虑的。

货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

中国货币经济史存在着自由和垄断两面，如同硬币的两面。如果说，哈耶克货币思想是解读中国货币经济史自由放任的理论基础，那么，凯恩斯学说中的货币思想则是解析中国货币经济史中国家干预、背离自由经济的理论基础。凯恩斯货币经济思想的核心，是主张由国家控制货币的实际供给量，强化中央银行的地位，其功能是实现货币和信用的管理。所以，货币是一个“外生变量”。凯恩斯所关注的，主要是货币需求，而且将货币需求的变化归结为交易动机、预防动机和投机动机。进而认为，利率取决于流动性偏好决定的货币需求和银行决定的货币供给。

凯恩斯理论为国家干预和垄断货币经济提供了一个系统的理论框架和逻辑解释。人们始料不及的是，在过去三十年间，凯恩斯主义对中国的影响日益加深，中国成了被异化的凯恩斯主义国度。

现代经济学主要成形于工业革命之后，但既有的理论不足以说明中国数千年的经济史，需要中国本土的货币经济理论加以补充。如今流传下来的主要是那些主张国家干预的思想，但是自由放任货币经济思想始终存在，甚至是主导思想，是民间共识，直接影响现实经济生活。

例如，西汉有过一次对后来影响重大的盐铁会议，留下了著名的《盐铁论》，记载了关于是否应实行铸币权统一的辩论，支持阵营有桑弘羊，反对阵营只有贤良文学，而没有具体人名。从字里行间，不难感到贤良文学是主流。

明代是中国自由货币经济思想得到充分发展和实践的时期。张居正的“一条鞭法”改革在实质上是国家尝试透过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干预经济。自由主义在19世纪的清代一度抬头，放任货币经济达到历史顶峰。其实，中国经济中“无为而治”的传统与西方经济自由主义传统存在某种共同之处。20世纪中国的货币经济思想，因为受西方经济学和马克思影响，全盘西化，本土货币经济思想式微。在1950年代至1970年代，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学是货币经济的理论基础。1980代和1990年代，现代西方货币金融理论和方法处于主导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