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型债务危机还有多远?

冠肺炎疫情对全球经济社会带来严重冲击。

财政支出快速增长,经济停滞,不仅影响了存量债务的正常还本付息,也对债务增量形成压力。

如无法尽早有效应对,可能形成全球范围广泛的债务危机,对各国经济社会产生深远的负面影响。

1、资源重新配置的产物

本质上,债务关系是时间与空间资源重新配置的产物。借债行为本身是资源处置权利的临时性转让。

一般来讲,债务的形成有两种模式:

一种是在纵向时间轴上的预支未来的财富或收入,用以满足当前的消费或投资需求,即所谓的“寅吃卯粮”。

一种是在横向空间轴上的金融资源流动,资本从较为充裕的地区或行业领域流向相对稀缺的地区或行业领域。债务人通过借债增强自身发展,债权人则期待通过放债获得稳定现金流。

按照债权债务关系中主体的性质,可以由政府、企业、个人、金融机构、国际组织等等组成复杂的网络关系。尽管可以把债务大致分为公共债务和私营部门债务两类,各方在确定相关统计边界时却难以完全一致。

以反映政府借债意愿的“公共债务”为例,有狭义、广义和最广义三个层面。狭义的公共债务为中央政府的借债;广义的公共债务指的是广义政府(中央政府、地方政府、预算外单位和社会保障基金)的借债;而最广义的公共债务更在广义政府的借债基础上,进一步将公共非金融公司和包括中央银行在内的公共金融公司,以及公共担保债务(公共部门有义务偿还的债务)和外部公共债务包含了进来。

值得注意的是,普通的债务在变身为金融市场的交易产品后,又会通过全球金融网络将更多的主体包络进来,分拆变幻、螺旋迭代,使得债权债务关系变得异常复杂。一旦跨国债务出现偿还或支付困难,在不同法律和规范约束下处理的难度可想而知。

显然,借债是要支付成本的。债务人不仅需要还本,还要支付资金占用的成本——利息。债务的可持续对债权债务双方都有要求。理性的债务人要考虑如何使得付出利息成本借来的资金产生比利息更多的价值(比如投资于效益更好的领域),理性的债权人则要综合考虑出借资金的成本和风险,对高风险的债务人要求其支付更高的利息。

如果上述循环无法延续,就会形成债务违约。大规模、大面积的债务违约,则可能造成债务危机,不仅造成债务人信用评级下降、破产,还会带来债权人的资金流断裂和出借资金能力、意愿的明显下降。

由于资金实力占优、在风险管理和控制上经验更为丰富,加之具有众多的风险转移和化解渠道,发达经济体的债务危机相对较少(欧债危机是其中为数不多的危机之一)。迄今为止,债务危机的爆发主要发生在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

据IMF统计,1970-2009年期间,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经历了三波广泛的债务积累,均以债务危机的爆发并造成严重的经济社会冲击、停滞乃至后退而落幕。

20世纪70年代,低实际利率和快速发展的银团贷款市场提供了资金,拉美和撒哈拉以南非洲的低收入国家大量举债并在80年代初引发金融危机,阿根廷等国家随后几十年在国际市场融资困难、经济下滑。

20世纪最后10年,金融和资本市场自由化快速推进,东亚、太平洋、欧洲和中亚地区政府得以大量借入外币债务,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导致投资者情绪恶化和经济衰退。

21世纪前10年,欧洲和中亚从总部位于欧盟的大型银行融资,但在美国次贷危机的冲击下无法继续融资,经济陷入衰退。

 

2、阴影,早已出现在地平线上

其实,债务危机一直没有离我们远去,2008年国际经济危机的爆发仅仅导致债务上升的短暂停滞。2010年,新一轮的债务积累以远超历史的规模和速度快速增加,私营部门借债的增长尤为迅猛。2014至2015年国际市场价格暴跌后,大宗商品出口国出现公共部门债务明显增长的情况。

IMF和世界银行的统计显示,2010年以来,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的债务总额占GDP的比重上升了60个百分点,2019年债务占GDP比重超过170%。

相比而言,1970年以来的前三次债务危机中,债务规模占GDP的比重均在100%左右。而且,与2010年相比,80%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2018年的债务总额都要更高。不包括中国,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2019年债务占GDP的比重上升了20个百分点,平均占比为108%。

与前面几轮债务危机相似,2010年以来的债务积累增加也发生在全球利率整体处于低水平的阶段,较低的借债成本刺激了借债需求。国际市场可供借贷的金融资本供给充沛,甚至导致债权人通过放松借债约束条件相互竞争。2008年国际经济危机后,市场的逐步复苏也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债权人和债务人对未来偿还债务的信心,扩大了债务增长的空间。

但是,此轮的债务积累也有一些新特点:

比如,2010年以来,部分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的债务占GDP比重的年均增幅将近7个百分点,远超历史。

再如,此次债务规模的上升是全球性的,而此前的债务危机都发生在区域之内。

又如,债务规模的快速增长广泛扩展到非金融体系,私营部门借债占比迅速超过公共债务,使得债务影响更加广泛,牵一发而动全身。

 

3、“灰犀牛”奋蹄奔来

新冠肺炎疫情的突然暴发和广泛传播给全球经济出了一道难题,各国政府则首当其冲,面临大考。除了公共卫生防疫措施外,如何利用金融资源减缓疫情冲击、止损乃至复苏经济,成为各国政府的重要工作。

据IMF统计,截至2020年9月11日,新冠肺炎疫情和相关封锁措施已使各国实施了总额达11.7万亿美元(约合77.6万亿元人民币)规模空前的财政措施,接近全球GDP的12%。这些财政举措的资金来源无非包括政府现有“储蓄”,以未来收入为抵押从本国居民处借债,以及从非本国居民的国家或投资者处借债三条路径。

但是,在多数经济体国内经济大幅受挫、居民收入减少,而且全球范围内资金需求快速增加的情势下,三条路径的资金供应规模都较为有限。各国政府的财政举措中,一半是增加支出或放弃收入(包括临时性减税),另一半是流动性支持,包括贷款、担保和公共部门注资等。

各国政府对于疫情冲击的快速、强力响应不仅挽救了生命,为弱势群体和企业提供了支持,还减轻了经济活动受到的影响。然而,这场危机对全球范围内的政府财政已经产生并将继续产生持续性的损害。

据IMF测算,各国政府2020年的财政赤字占GDP比率平均将上升9个百分点,而全球公共债务规模预计将接近GDP的100%,创历史新高,主要经济体的公共债务压力都显著上升。

以二十国集团为例,发达经济体中,政府提供的流动性支持占GDP的比重从高到低分别为意大利(33.0%)、日本(23.7%)、英国(16.6%)、西班牙(14.2%)、韩国(10.3%)、欧盟(6.9%)、加拿大(4.3%)、美国(2.5%)和澳大利亚(1.8%);新兴市场经济体中,从高到低分别为土耳其(13.0%)、巴西(6.3%)、印度(5.2%)、南非(4.3%)、阿根廷(2.1%)、中国(1.3%)、印尼(1.2%)、俄罗斯(1.0%)、沙特(0.9%)和墨西哥(0.5%)。

在经济活动稳步反弹、利率稳定维持低位的基线假设下,全球(除中国和美国)平均公共债务比率预计将在2021年稳定下来。但各国还需开展更多工作,以应对日益严重的贫困、失业和不平等问题,同时推动经济复苏。

美国自2020年3月27日开始实行应对疫情的《冠状病毒支持、缓解和经济安全(CARES)法案》,通过总额超过2万亿美元(约合13.1万亿元人民币)的经济支持,减少受影响的个人、企业因疫情受到的损害。CARES法案使得美国政府的债务出现快速增长。美国财政部数据显示,截至11月30日,美国政府的债务总计约27万亿美元(约合176.8万亿元人民币),比3月时的债务增长了4万亿美元(约合26.2万亿元人民币)。

新冠肺炎疫情后,全球范围债务压力的严峻性还表现为,私营部门债务存量处于历史高位。疫情产生的经济活动停滞,很可能导致大量企业破产,从而使得复杂的跨国债务网络出现破损,造成跨部门的广泛冲击,破坏经济复苏的能力。

在各国政府、私营部门都面临偿债困难的局面下,跨国的资源调配和债务处置空间也被大大压缩。一旦全球性债务危机出现,解决问题的进程将会相当漫长和困难,不仅金融市场系统性风险将显著上升、引发货币的竞争性贬值,而且将对实体经济产生严重冲击,造成产业链和供应链的损伤,破坏国际贸易网络。

 

4、如何减少连带伤害?

公共债务的可持续是增强经济发展动力的重要保障。IMF基于跨国数据和40万家企业样本的实证估计表明,在高度不确定的时期,公共投资可以对GDP增长和就业产生巨大影响。

对于发达和新兴市场经济体,财政乘数将在两年后达到超过2的峰值。在这些经济体中,公共投资增加GDP的1%将直接创造700万个就业机会。如果考虑对宏观经济的间接影响,其将总共创造2000万至3300万个就业机会。

 

【注:财政乘数,一般指财政支出乘数、税收乘数、平衡预算乘数的统称,用于解释政府支出和税收的变动对GDP增加或减少的影响。】

 

一方面要发挥借债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另一方面又要尽量减少过高债务的负面影响,各方需要在债务筹划上更为审慎和协同。

对于债务国而言,防范债务危机先要依靠自身的能力提升和管理优化,合理处理存量债务和增量债务之间的关系:

首先,新的借款应根据财务状况谨慎确定,在赤字管理上设定红线,保持公共债务的可持续。

其次,合理评估疫情对经济的影响,伴随疫情形势的改善及时调整债务管理目标基线,以发展经济学的角度全面考虑借债的收益,并与债务存量的成本进行比较。做好平衡,增加生产性基础设施支出的相关债务。

再次,各国应在中期债务管理范围内增强对债务信息的准确把握,应尽量做到最广义公共债务统计,包括公共担保债务。

而解决全球债务危机的风险和压力则远远超过了一国的能力范围,需要以更多的国际协调减少债务过快、不可逆的扩张,为债务压力的缓解赢得时间。除了在债务的管理、规范方面加强国际协同外,发展也是解决现有问题的重要出路。疫情加快了传统经济向数字经济的转型。低碳、绿色的可持续发展理念得到越来越多国家的认可和积极推动。新技术创造的发展空间有可能在现有的资源要素条件下进一步释放增长潜力,提高经济体的生产效率和盈利能力。

全球供应链的重构加速,围绕消费市场和需求的调整,适应国际经贸协定的新环境,经济复苏所带来的动能有助于为私营部门增加活力,通过资金周转的加速使得偿债变得更为可能。

在全球化的新时代,以邻为壑的发展策略只能为本国创造临时的温室,只有与国际经贸网络中的伙伴采取积极协同合作的发展模式,才可能把市场的蛋糕越做越大。作为资源跨越时间、空间调配的产物,债务势必将持续伴随人类社会的发展。

全球各国各类债务占GDP的比重会触顶下降还是高位徘徊甚至再向上突破?

是否会演变成为危机,进而对经济社会造成广泛而深刻的负面影响?

金融市场开放和创新是否能够成为识别、预警、处置和中断债务危机的利器,或者反过来成为债务危机的助推器?

大概这些问题还需要时间来回答。

中国到底欠了多少债?

中国政府公布的新数据显示,相比其它主要经济体,中国的债务负担仍偏低且可控。但是地方政府和很多国有银行部门的负债正在限制北京为抗击通胀所能做出的选择,如果把这些债务也计算在内,中国的债务负担是目前普遍认可的总债务水平的三倍还多。抗击通胀是中国经济的当务之急。

中国立法机关人民代表大会年度会议公布了一份报告,中国财政部长在这份报告中说,2010年底中央政府的债务是1.03万亿美元。这相当于占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17%左右,远远低于美国、日本和欧洲主要国家其债务占GDP的比重。

中国各地方政府的负债可能会限制北京打压高房价的努力,也可能会牵制其他抑制通胀措施的实施。

但中国财政部长给出的这个数据并不包括很多大型国企、地方政府、甚至中央部委所持有的债务。这些未被算在内的债务包括中国国家开发银行等国有政策银行的债务以及资产管理公司持有的国有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另外,中国官方总债务还不包括地方政府和除财政部以外的中央部委的债务。

中国铁路负债也没有被算在其中,尽管铁路由中央政府部委运营。中国铁道部长周六说,光是铁路公司的债务总额就超过2,700亿美元。如果铁路公司无法偿还这些债务,财政部就会陷入困境。

若在官方数据的基础上,再加上中国地方政府和国有银行的债务以及资产管理公司持有的估算债务,中国政府的总负债将达到3.55万亿美元,相当于中国GDP的59%。一些关注此事的经济学家说,这些官方数据低估了过去两年贷款激增时所产生的不良贷款等负债项目。渣打银行(Standard Chartered Bank)中国经济学家王志浩(Stephen Green)估计,若包括或有负债在内,中国总负债占GDP的比例高达77%。北京经济研究公司龙洲经讯(Dragonomics)董事总经理葛艺豪(Arthur Kroeber)则认为中国总负债占GDP的比例为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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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财政部长谢旭人周一在北京的记者会上并没有直接回答关于地方政府债务是否应体现在负债表上这一问题。中国财政部新闻办公室没有回应置评要求。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对比各国政府对本国总负债水平的估测值,不过该组织承认中国的负债统计数据存在缺陷。据美国政府的统计,美国联邦政府2010年底总负债为13.53万亿美元,占美国GDP的93%,远高于中国公布的17%的比重。若用其它会计方法计算,美国联邦债务占GDP的比例接近65%。

直接比较中国、美国或其它主要经济体的政府债务很难,这不仅是因为数据统计和会计方法方面存在差异,还主要因为中国政府在国家经济中一直扮演着重要角色。

如果把政府金融机构也考虑在内,美国的总负债可能也会增加。政府支持的住房抵押贷款机构房利美(Fannie Mae)和房地美(Freddie Mac)的总负债占美国GDP的比例约为37%,不过这两大机构的资产可以支付其绝大多数或全部负债。各州债务也没有算在美国政府的总债务当中,目前并不清楚美国联邦政府是否最终会为州政府的负债承担责任。相比之下,如果中国地方政府出现财政危机,中央政府要么会直接出手相救,要么会让国有银行系统承担损失。

分析师并不认为中国处于债务危机的边缘:税收收入迅速增加,国家拥有大量资产,几乎所有的债务都是以人民币计价的。中国和希腊不同的是,后者面临低增长率和高借贷成本的局面,希腊政府10年期债券的收益率目前超过12%。而中国经济预计将继续以接近两位数的速度增长,10年期国债的收益率仅为3.94%。

但债务规模超出普遍估计的水平表明中央政府政策日益增加的局限性。眼下,中国政府正试图平抑不断上涨的物价水平,并为数量众多的居民建立社会保障体系。这也反映出在中国官方数据不透明的情况下,外界更加难以解读中国这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中国债券拼图的关键一块掌握在地方政府手中。从理论上讲,省级和市级政府不得借债。但在实践中,地方官员总有很多办法绕过限制。中国地方政府债务的真实规模还不清楚。周六,温家宝总理在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做《政府工作报告》时,承诺对此进行全面审计。

据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简称:中国银监会)估计,在2009年和2010年上半年间,地方政府担保支持的各类投资共计借入1.17万亿美元。本周出版的财经杂志《新世纪》周刊上的一篇文章估计截至2010年底,地方政府债务的规模达到1.52万亿美元。

美国西北大学(Northwestern University)专门研究此问题的教授史宗瀚(Victor Shih)说,值得警惕的是,没有人,甚至包括中央政府在内,确切知道整个体系中的债务规模有多大。

温家宝总理上周六说,抑制通胀是政府今年的首要任务。1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同比上涨4.9%,超出政府制定的4%的目标。自去年10月以来,央行已经三次提高利率水平。但中国社会科学院高级研究员张明说,债务负担限制了货币政策的作用空间。他说,每次加息都会加重地方政府的债务负担,央行在做加息决定时不得不考虑到这一点。

地方政府的债务负担也限制了中央政府控制不断飙升的房价的能力。土地出让收入有助于地方政府偿还债务,所以地方官员有动力尽量推高土地价格,这鼓励了豪宅开发商购置土地,而不是让廉价房项目分得应有的地块。部分用于偿债的资金本可以用于医保和教育投入。改善这些社会服务的水平被认为是鼓励中国消费者减少储蓄、增加消费的关键。在地方政府预算中,用于社会服务的开支大都有所下降。张明说,地方政府的资源有限,如果更多的资金用于偿债,那么用于改善教育和医疗水平的资金就肯定更少。

截至2010年底,由国家开发银行和其他政策性银行发行的债券中,未偿还的债务总额达到7850亿美元。所筹集的资金在公共基础设施项目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政策性银行能够以仅略高于财政部的利率募集资金,这加深了市场的看法,即政策性银行的借贷受政府支持。

由于政府在银行体系中的作用,中央还面临着潜在负债。史宗瀚估计,承接银行不良贷款的资产管理公司未消化的债务达2280亿美元,这增加了政府的或有负债。中国银监会不再公布资产管理公司消化所承接的不良贷款的数量,但据一位曾参与不良贷款市场的顾问确认,史宗瀚的估计是合理的。

死于贫困的美国总统们

大约不会有人想到,天下第一强国、富国的美国,它的总统居然有死于贫病交加的,并且还不止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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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死于贫困的是第三任美国总统托马斯.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他出身贵族家庭,属于富有阶层。后于1809年3月4日离任,死于1826年7月4日。巧合的是,他竟然与他的前任、政敌约翰.亚当斯(John Adams)几乎同时离开人世,虽然后来他们的私人关系已经和好。杰斐逊的墓碑上刻着:“托马斯.杰斐逊美国《独立宣言》和弗吉尼亚宗教自由法的执笔人弗吉尼亚大学之父安葬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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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亚当斯虽然晚年拮据,但仍有不多的土地等不动产。杰斐逊8年的总统生涯,使他欠下了巨额债务,不得不另举债偿还以离开白宫。离开白宫之后,抵达蒙蒂塞洛。虽然拥有几间小作坊,和一个小农场,但入不敷出,尽管忍痛卖掉一些土地还债,仍然还有几乎5万美元的债务。于是还债就成为困扰这位离任总统的难解之结。他的大女儿与他一起生活,在给父亲的信中,玛霞写道:“我什么都可以忍受,就是不想看到你年纪这么大还要为债务而烦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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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2年,英国人入侵焚烧了国会图书馆。杰弗逊将自己价值5万美元的藏书,以23500美元的低价卖给国会,偿还了将近一半的债务。尽管手头拮据,他却从1816年起,以全部身心投入筹建弗吉尼亚大学的运作之中。在他的积极游说之下,州议会批准每年支付15000美元以资办学。杰弗逊到处募捐用于建校。1825年3月7日,大学开学,尽管只有30名学生。杰弗逊终于因为贫困兼之过度劳累而病倒,当杰弗逊经济极其困难的消息传开之后,美国各地为之捐款16000美元,但这并不足以偿还他的债务并解决他的医疗费用。6月24日,他写下生平最后一封亲笔信,抱歉地推辞掉华盛顿纪念《独立宣言》五十周年纪念活动,他终于满足了活到7月4日的最后愿望,中午12时50分,离开人世,享年73岁。几个小时之后,另一位《独立宣言》起草人、杰弗逊的前任总统亚当斯也撒手人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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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第五任总统詹姆斯.门罗(James Monroe),出身小农场主家庭,家境并不富裕。后于1825年3月4日离任。他归宿的橡树庄园,是杰弗逊亲自帮他设计的。与当时其他总统一样,由于总统薪俸根本不足以支付开支,离任时审计发现,他原有的庄园由于卖地还债,已经剩余不多了。于是他致信当时总统麦迪逊,要求美国政府补偿对他的拖欠并请求国会援助,否则他将难以应付退休后的生活。但无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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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他不得不卖掉阿尔比尔和米尔顿附近的土地,仅能偿还部分债务。在有的债权人开始追索的情况下,他企图向杰弗逊请求援助。却不料这才知道杰弗逊比他更贫困,于是门罗联合其他人,联名向弗吉尼亚立法机关要求接济杰弗逊。门罗对于美国政府的补偿要求被一拖再拖,门罗只好作放弃的打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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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30年9月23日,门罗夫人因中风逝世,给门罗以极大打击。安葬完夫人之后,门罗几乎一文不名,他的所有资产都耗费殆尽。只得搬到二女儿在纽约的家中,依靠女儿生活。当时的总统约.昆.亚当斯任命他的二女婿为纽约邮政局局长,这份薪俸保证了门罗一家的生活。为了挣钱,门罗总统只得写书换取稿费。门罗的贫困状态终于感动了美国国会,他们批准给予门罗在任总统期间的补偿费3万美元,连同他的卖地进账只够还清门罗的旧债,却无法弥补他清贫的生活。1831年,门罗最后的家――橡树庄园被他卖掉了,到此,门罗成为地道的无家可归者。当年7月4日,门罗在女儿家因心力衰竭平静地离开了人世,终年73岁,成为死于国庆日的第三位前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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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第七任总统安德鲁.杰克逊(Andrew Jackson),自幼父母双亡,留下小笔遗产不就即被花光,以后靠自己拼搏成庄园主。后于1845年3月4日离任。杰克逊总统竞选连任时宣布要全部偿还国债,1835年1月8日,他实现了诺言:美国联邦政府有史以来第一次偿清国债。但在他因病离任后却无法还清自己的债务。还在他离任前夕,就不得不卖掉田纳西州西部一些土地来还债,他的主要债务来自1837年经济大恐慌和他的小儿子投资失误,用杰克逊自己的话说,是被别人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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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1年他的庄园棉花歉收,七匹良种马也死掉了,经济上陷入困境。许多朋友为杰克逊募捐,打算替他渡过难关。但被杰克逊毫不犹豫地拒绝了,他不愿意利用前总统的名声来接受赠款,宁可接受贷款。而且必须以儿子的种植园抵押,还在遗嘱里加上一句:只有还清这笔贷款才可以处置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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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足以影响全国,却无法摆脱债务的烦恼,在他给朋友的信中说道:“贫困正在逼视我们”。由于债务致使他心情沮丧,也严重地影响了他的健康。1845年6月8日,经手术救治过的杰克逊在家里离开人世,终年78岁。在他的遗嘱中,他以所有动产、不动产出让偿还欠款连同利息16000美元,留给后人的遗产只有3柄礼仪用剑,要求他的子孙们在必要的时候用剑保卫合众国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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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去,美国第十一任总统詹姆斯·诺克斯·波尔克(James Knox Polk),出身家境殷实的庄园主。后于1849年3月4日离任。在4年的白宫生涯中,波尔克工作勤勉、卓有成效。布坎南国务卿说:“他是我所认识的最勤劳的一个人,仅仅四年的任期就把他变成一个老人了。”的确,离任时53岁的波尔克已经满头白发身体虚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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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任的次日就染上慢性腹泻,他的妻子莎拉把田纳西的家收拾得格外温馨,命名为“波尔克宫”。当波尔克大致痊愈之后,立即投入到图书工作中去,未几,繁忙的工作影响了波尔克的健康,离任刚三个月,就撒手人寰。终年53岁。波尔克夫人莎拉过着清贫孤独的日子。南北战争彻底摧毁了莎拉赖以维生的密西西比庄园,莎拉失去了经济来源,只得依靠变卖庄园的土地换取一次性的微薄收入。1882年,美国国会批准每年补助5000美元养老金,莎拉的生活才有了保障。1891年莎拉逝世,终年88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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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任总统米勒德·菲尔莫尔(Millrd Fillmore),出身于穷困潦倒的农民家庭,自幼便需参加农业劳动。后于1853年3月4日离任。出身贫困农家的菲尔莫尔于1850年7月10日接替病故的泰勒总统当上美国总统。1852年大选失败离任。由于总统任内花销太大,离任时他已经没有什么积蓄,经济上陷入困境。他正式向美国政府提出建议:给每位离任总统12000美元的年薪。他说:“我们的总统们,竟然被冷落地撇在一边,无人理睬,或许还迫于生计,在街道的拐角上开个杂货店,这真是国家的耻辱”。“我们选举一个人当总统,期望他诚实地办事,或许还能放弃盈利的职业。然而,我们在利用他以后,就让他隐居起来,也许还任其陷入贫困。”但没有答复。菲尔莫尔在1856年大选中失败,便把全部身心投入家乡布法罗的公众事业。募捐以建立布法罗的中学、青年会、历史学会、总医院、图书馆。但已经债台高筑,无力偿还债务。所幸他1858年2月获得一位富有的寡妇卡罗琳的爱情,婚后,卡罗琳还清了他的债务,使他得以在以后的年代里继续从事他热衷的事业。1874年3月8日,菲尔莫尔中风死亡,终年74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