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们会内需不足?为什么我们没有强大的中产阶级拉动内需？我们的财富到那儿去了？ 看完了如下的两个实例，你就会明白为什么了。 

看看拉美与美国的差距，就会明白我们今天内需不足的状况是怎么形成的，拉美的贫穷在于它没有形成良好的财富再生体制，套一句比较主流的话，它缺乏一种财富积累上的可持续发展能力。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来说明这样的差别。 

       第一种情况： 

        假设在一个地方发现了金矿，来了一个人投资建了一个矿场，雇一百个工人为他淘金，每年获利1000万，矿主把其中的50%做为工人工资发下去，每个工人每年收入5万，他们拿一万来租房子，剩下的四万可以结婚，生孩子，成家立业，矿主手里还有五百万，可以做投资。因为工人手里有钱，要安家落户，所以，房子出现需求。于是矿主用手里的钱盖房子，租给工人，或者卖给工人。工人要吃要喝，所以，开饭店，把工人手里的钱再赚回来。开饭馆又要雇别的工人，于是工人的妻子有了就业机会，也有了收入。一个家庭的消费需求就更大了。这样，几年之后，在这个地方出现了100个家庭。孩子要读书，有了教育的需求，于是有人来办学校，工人要约会，要消费，要做别的东西，于是有了电影院，有了商店，这样，50年过去以后，当这个地方的矿快被挖光了的时候，这里已经成了一个10万人左右的繁荣城市。 

而第二种情况是这样的： 

假设同样发现了金矿，同样有人来投资开采，同样雇100工人，同样每年获利1000万，但是矿主把其中10%作为工资发下去，每个工人一年1万。这些钱只够他们勉强填饱肚子，没有钱租房子，没有钱讨老婆，只能住窝棚。矿主一年赚了900万，但是看一看满眼都是穷人，在本地再投资什么都不会有需求。于是，他把钱转到国外，因为在本地根本就不安全，他盖几个豪华别墅，雇几个工人当保镖，工人没有前途，除了拼命工作糊口，根本没有别的需求。唯一可能有戏的就是想办法骗一个老婆来，生一个漂亮女儿，或许还可以嫁给矿主做老婆。50年下去以后，这个地方除了豪华别墅，依然没有别的产业。等到矿挖完了，矿主带着巨款走了，工人要么流亡，要么男的为盗，女的为娼。 

这两个很简单的例子，其实就是拉美和美国不同的发展轨迹。也许今天美国人应该说，感谢华盛顿，他为美国缔造了最现代最科学的政治体制，感谢亨利.福特，他一手缔造了美国的中产阶级。而拉美国家就没有那么幸运了，他们的大独裁者创造了掠夺性的经济体制，以一种豪强的姿态疯狂瓜分着社会财富，而使整个经济虚脱，再也无力发展。 

这里我们有必要再提一下亨利.福特。古今中外所有的商业人物中，亨利.福特对社会经济的影响无人能出其右。正是他用他的T型车一手缔造了最初的中产阶级，并将美国社会第一个引入了现代社会（欧洲在这一点上，比美国晚了几十年）。亨利.福特说我要让我的工人能买得起我的T型车，于是他给工人发高工资，他还创造了流水线的生产方式，使汽车大幅降低，于是，福特公司一跃成为最大的汽车公司，于是有了钱的工人可以买汽车，可以买房子，可以做其它的消费，于是中产阶级诞生了。于是在完成西部扩张，在领土上已经没有回旋余地的美国发现了另外一个金矿，迅速成长的中产阶级带动了巨大的需求，支撑起庞大的国内市场，继续拉动经济高速增长。 

美国从来都是一个依靠国内需求实现经济增长的国家，而中国空有12亿人口，却居然内需不足？不得不靠外贸来拉动经济增长？你说这不是咄咄怪事？你以为你是弹丸之国的日本哪？靠外向型经济就能膘满肠肥？12亿人口，谁能养活中国？除了你自己。也难怪现在全世界都在指着你，说你对人家倾销。 

说到这儿，该说到我们中国的问题了，为什么我们会内需不足，为什么我们会没有强大的中产阶级拉动内需？我们的财富到那儿去了？我们到底还有多大的持续增长能力？ 

我们改革的一个现实。中国的未来在哪里？我们要走向美国，还是变成下一个拉美？ 

中国用一种渐进的方式完成了自己的资本原始积累。这里边姑且不说什么权钱交易，制度漏洞，不劳而获。没有一个国家的资本原始积累是干净的。但关键就在于，在积累完成以后，我们该怎么做，是继续任贫富分化发展呢？还是创造我们自己的现代社会，创造纺锤形的社会结构。 

我们在做什么？房改、医改、企改、教改、股改，我们的改革正在走向哪里？为什么以疯狂搜刮普通大众并不多的社会财富来继续换取虚高的发展？比较中国和新加坡的十大差距，具体的不说，因为小国毕竟比中国这样一个泱泱大国要好管理得多。但是，让我深思良久的还是新加坡的体制中所投出来的平等思想，那种对普罗大众的关怀。而我们，能看到了哪些实质性的东西？ 

中国从来就没有平等。过去没有，现在没有，将来有没有也很难说。我们只有所谓精英和庶民。 当所有的接受过良好教育的青年花一辈子的时间才能买一个安身之所的时候，当一个家庭的一个孩子上学就要掏空家里的一切积蓄的时候，当你在股市上投了钱就相当于捐款，被那些国企老板用什么MBO名正言顺的中饱私囊的时候，当一个农民辛苦一年的收入还不如一个大款吃一顿饭的开销的时候，你指望大家不去省吃俭用，疯狂存钱？你指望银行里里几万亿的存款能够转化为巨大的需求？你指望消费品市场能够持续火热？你指望有点闲钱的人能够去做更有用的投资而不是作为热钱去炒房？你指望本来就不多的社会财富能够更快更合理流动？ 

我们很穷，因为我们钱本来就不多，却被装在了很少的人的腰包里，我们本来就不富裕，却在银行压一块，在房子上压一块，在股市里套一块，我钱看起来不少，但是就是转不动，都是死钱。于是，少数富人手里的钱只能去买LV、卡地亚、施华洛世奇，因为除了这个，他们也没什么可买的了。有些人还跳出来粉饰太平，说什么奢侈中国。哪个大国的经济是靠几个奢侈品的品牌带动起来的？再说奢侈品跟你有啥关系啊？你瞎激动什么啊？你要是中国也有几个顶极奢侈品的品牌的话，跟着起起哄也还可以。那不过是让法国、意大利多赚点钱而已。这就是我们的中国。 

我们的农民还没有富裕起来，就已经为孩子的教育问题吐干净了血，我们的中产阶级还没有诞生就已经让股改制造的巨量“大小非”横遭劫掠，如今我们到哪儿找内需？我们除了出口，让全世界来养活我们以外，有什么办法？所以，全世界都说你倾销。是啊，12亿人，谁养活得了你啊？ 

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我们的改革走入了这样的一种境地？教育收费，房价高企，股票圈钱，上帝啊，这是啥决策啊。世界上哪个已经富得流油的国家在当初是这么迫不及待地从自己的人民手里捞钱？ 

我们的精英阶层都到哪儿去了？为什么这种用脚趾头都能想明白的问题，他们就想不明白？ 郎顾之争已经让所有的人都对内地的经济学家失望了。为什么整个内地的经济学家会败在一个叫郎咸平的香港人手里？只有一个问题——良知，不是大陆经济学家太笨了，而是他们已经被收买，良知泯灭，除了为主子叫几声以外，已经没有什么别的作用了。于是我们的*、资本、还有知识界人士就结成了联盟，制定着进一步瓜分财富的计划。于是我们的普罗大众就失去了话语权，就算惨叫几声，也不会被人听见。 

变强大，只有变得强大，你才能保护你自己，保护你想保护的人，你才能让自己的声音被更多的人所听到。 

既然自己是明白人，那为什么不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不要变成下一个拉美，同意的就顶一下，转贴，让更多的人觉悟吧 

五分钟让你明白中国的内需是怎么回事了吧！！！！

交易之道，  
刚者易折。  
惟有至阴至柔，  
方可纵横天下。  
天下柔弱者莫如水，  
然上善若水。

成功，  
等于小的亏损，  
加上大大小小的利润，多次累积。  
做到不出现大亏损很简单，  
以生存为第一原则，  
当出现妨碍这一原则的危险时，  
抛弃其他一切原则。  
因为，  
无论你过去曾经，  
有过多少个100％的优秀业绩，  
现在只要损失一个100％  
你就一无所有了。  
交易之道，  
守不败之地，  
攻可赢之敌。
100万亏损50％就成了50万，  
50万增值到100万却要盈利100％才行。  
每一次的成功，  
只会使你迈出一小步。  
但每一次失败，  
却会使你向后倒退一大步。  
从帝国大厦的第一层走到顶楼，  
要一个小时。  
但是从楼顶纵身跳下，  
只要30秒，  
就可以回到楼底。  
　　  

在交易中，  
永远有你想不到的事情，  
会让你发生亏损。  
需不需要止损的最简单方法，  
就是问自己一个问题：  
假设现在还没有建立仓位，  
是否还愿意在此价位买进。  
答案如果是否定，  
马上卖出，  
毫不犹豫。 

　　  

逆势操作是失败的开始。  
不应该对抗市场，  
或尝试击败他。  
没有必要比市场精明。  
趋势来时，  
应之，随之。  
无趋势时，  
观之，静之。  
等待趋势最终明朗后，  
再动手也不迟。  
这样会失去少量的机会，  
但却赢得了资金的安全。  

你的目标必须与市场保持一致，  
顺应市场的趋势。  
如果你与市场保持一致，  
利润自会滚滚而来。  
如果你看错了趋势，  
就得使用古老而可靠的保护伞–止蚀单。  
这就是趋势和利润的关系。  

操盘成功的两项最基本规则就是：  
停损和持长。  
一方面，  
截断亏损，控制被动。  
另一方面，  
盈利趋势未走完，  
就不轻易出场，  
要让利润充分增长。 

多头市场上，  
大多数股票可以不怕暂时被套。  
因为下一波上升会很快让人解套，  
甚至获利。  
这时候，  
买对了还要懂得安坐不动，  
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  
交易之道的关键，  
就是持续掌握优势。  
　　  

快速认赔，  
是空头市场交易中的一个重要原则。  
当头寸遭受损失时，  
切忌加码再搏。  
在空头市场中，  
不输甚至少输就是赢。  
多做多错，  
少做少错，  
不做不错。 
在一个明显的空头市场， 
如果因为害怕遭受小损失而拒绝出局， 
迟早会遭受大损失。  
一只在中长期下降趋势里挣扎的股票，  
任何时候卖出都是对的。  
哪怕是卖在了最低价上。  
被动持有等待它的底部，  
这种观点很危险，  
因为它可能根本没有底。  
　　  

学会让资金分批入场。  
一旦首次入场头寸发生亏损，  
第一原则就是不能加码。  
最初的损失往往就是最小的损失，  
正确的做法就是应该直接出场。  
如果行情持续不利于首次进场头寸，  
就是差劲的交易，  
不管成本多高，  
立即认赔。  
希望在底部或头部一次搞定的人，  
总会拿到烫手山芋。 

熊市下跌途中，  
钱多也不能赢。  
机构常常比散户死的难看。  
小资金没有战略建仓的必要，  
不需要为来年未知行情提前做准备。  
不需要和主力患难到底。  
明显下跌趋势中，  
20－30点的小反弹，  
根本不值得兴奋和参与。 

有所不为才能有所为。  
行动多并不一定就效果好。  
有时什么也不做，  
就是一种最好的选择。  
不要担心错失机会，  
善猎者必善等待。  
在没有大机会的时候，  
要安静的如一块石头。  
交易之道在于，  
耐心等待机会，  
耐心等待最有利的风险/报酬比，  
耐心掌握机会。 

  
  
  
熊市里，  
总有一些机构，  
拿着别人的钱，  
即使只有万分之几的希望，  
也拼命找机会挣扎，  
以求突围解困。  
我们拿着的是自己的钱，  
要格外珍惜才对。  
不要去盲目测底，  
更不要盲目炒底。  
要知道，  
底部和顶部，  
都是最容易赔大钱的区域。 

当你感到困惑时， 
不要作出任何交易决定。 
不需要勉强进行交易， 
如果没有适当的行情。 
没有胜算较高的机会， 
不要勉强进场。 

股市如战场， 
资金就是你的士兵。 
在大方向正确的情况下， 
才能从容地投入战斗。 
要先胜而后求战， 
不能先战而后求胜。 

投机的核心就是尽量回避不确定走势， 
只在明显的涨势中下注。  
并且在有相当把握的行动之前，  
再给自己买一份保险（止损位摆脱出局）， 
以防自己的主观错误。 

做交易， 
必须要拥有二次重来的能力， 
包括资金上， 
信心上和机会上。 
你可以被市场打败， 
但千万不能被市场消灭。 

  
我们来到这个市场是为了赚钱， 
但是这个市场却不是全自动提款机。 
进入股市， 
就是要抢劫那些时刻准备抢劫你的人。 
股票投机讲究时机和技巧， 
机会不是天天有， 
即使有， 
也不是人人都能抓住。 
要学会分析自己擅长把握的机会， 
以己之长，攻彼之短。 
有机会就捞一票， 
没机会就观望，离开。 
如果自己都不清楚自己擅长什么， 
就不要轻举妄动。 
与鳄共泳有风险， 
入市捞钱需谨慎。 

做交易, 
最忌讳使用压力资金。 
资金一旦有了压力, 
心态就会扭曲。 
你会因为市场上的正常波动而惊慌出局， 
以至事后才发现自己当初处于非常有利的位置。 
你也会因为受制于资金的使用时间， 
在没有机会的时候孤注一掷， 
最终满盘皆输。 

资金管理是战略， 
买卖股票是战术， 
具体价位是战斗。 
在十次交易中， 
即使六次交易你失败了， 
但只要把这六次交易的亏损， 
控制在整个交易本金20％的损失内， 
剩下的四次成功交易， 
哪怕用三次小赚， 
去填补整个交易本金20％的亏损， 
剩下一次大赚， 
也会令你的收益不低。 

你无法控制市场的走向， 
所以不需要在自己控制不了的形势中浪费精力和情绪。 
不要担心市场将出现怎样的变化， 
要担心的是你将采取怎样的对策回应市场的变化。 
判断对错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当你正确时，你获得了多大的利润， 
当你错误的时候，你能够承受多少亏损。 
入场之前， 
静下心来多想想， 
想想自己有多少专业技能支撑自己在市场中拼杀， 
想想自己的心态是否可以禁得住大风大浪的起伏跌宕， 
想想自己口袋中有限的资金是否应付得了无限的机会和损失。 
炒股如出海，避险才安全。 
海底的沉船都有一堆航海图。 
最重要的交易成功因素， 
并不在于用的是哪一套规则， 
而在于你的自律功夫。 

时间决定一切。 
人生并不只是谋略之争， 
某种程度上也是时间和生命的竞争。 
巴菲特多活10年， 
每年哪怕只有5％的持续盈利， 
其财富的总增长， 
也足以笑傲天下。。

近日，一条微博在互联网上疯狂流传：中国，工资5000元，吃次肯德基30元，下馆子最少100元，买条Levis牛仔裤 400元，买辆车最少30000元——夏利；美国，工资5000美元，吃次肯德基4美元，下馆子40美元，买条Levis 20美元，买辆车最多30000美元——宝马。

孙笛毫不犹豫地转发了这条微博。

一周前，她刚刚结束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一个学期的研究生课程，特意穿着崭新的行头回国——9.9美元的Crocs鞋，39.9美元的Levis牛仔裤，30美元的Tommy Hilfiger牌T恤衫。孙笛发现，这些东西在国内的价格分别是499元、799元和799元。

“真不知道是美国太便宜还是中国太贵了！”孙笛向记者感叹。

她清楚地记得，出国前她和朋友在汉拿山餐厅吃了一顿烤肉，点了3个菜，一共120元。回国后还是在同一家店，点同样3个菜，价格却变成了240元，“盘里的肉还少了”。

这个，这个和这个，我不要，其他的都包起来

著名财经评论员时寒冰与孙笛有同感。他最近还养成了一个新习惯——托人从海外买东西。最新的成果是一台折合人民币24000元的尼康单反相机，在国内，这台相机的价格是4万元。

事实上，尽管经常在各大电视台评点财经大事，但在去年的美国之旅以前，他从没想过中国的物价居然比美国还高。

动身之前，一个因生意原因多次往返美国的朋友提醒他：“去美国除了钞票什么也不要带，东西很便宜。”

对此，时寒冰半信半疑，毕竟，他常常挂在嘴边的一个数据是，“美国的人均收入是中国的34倍”。

但很快，时寒冰就受了“第一次刺激”。在洛杉矶一家叫“小台北”的中餐馆里，他们4个人点了份量很足的鱼、虾、蟹，结账的时候却只有49美元，“比上海便宜得多”。

时寒冰以为老板算错账，特意又问了一遍，结果朋友笑他说：“这有啥奇怪的，你要是去商场，就更觉得离谱了。”

这句话让偏爱实证调研的时寒冰“决定改变行程”，他推掉所有游山玩水的安排，专心观察、对比中美物价。

对比的结果让时寒冰大吃一惊：国内一套3万元左右的阿玛尼西装，在这里只要500美元就可以买到；国内标价4.6万元的劳力士手表，在美国不到4000美元；一台国内50万元左右的宝马Z4标价只有21000美元。

如果换一种比较方式，差距或许更加显眼：一杯咖啡只要2美元，看一场电影只要10美元，分别占美国人平均月收入的万分之六和千分之三。而在国内，同样的比法得出的数据是百分之一点三和百分之三点五，相当于美国居民负担费用的45倍和12倍左右。

在美国的商场里，最人满为患的地方往往是卖箱子的地方。时寒冰说，在新秀丽的柜台前，几乎每个外国服务员都会说几句简单的中文，在国内售价为1500元左右的箱子通常标价70多美元。

“我前面的一个大哥一口气买了12个箱子。”回忆至此，时寒冰忍不住笑了。

不止于此，因为商场里的化妆品价格“过于便宜”，仅相当于国内同类产品的30%~40%左右，时寒冰还一度被夫人怀疑“是不是买了假货”。

更为夸张的情景出现在LV这样的奢侈品店，时寒冰记得朋友给他讲了一个亲眼所见的笑话，因为LV箱包这样的奢侈品在美国可以便宜3成左右，往往遭遇到中国顾客的疯抢，一名中国客人曾指着店里的三款LV包说：“这个，这个和这个，我不要，其他的都包起来。”

通过这次为期半个月的走访，时寒冰的调查结果是：除非涉及到人工服务，比如理发，或涉及知识产权，比如图书音像外，美国商品的价格普遍低于国内，即便“MADE IN CHINA”的商品，常常也比国内便宜50%以上。

即使去买每平方米两万元的商品房，这个30岁的副教授也要奋斗到60岁才能拥有一套100平方米的房产

回国后，时寒冰接连更新了十几篇博文，专门记录美国物价。

事实上，在这段对价格格外敏感的年月，越来越多的国人开始关注这一现象。

在美国生活的中国记者高娓娓在年初出版的新书中特意记录下这样一组数字：在华人超市，海蟹一打12只任你挑，价格从5.99美元到12.99美元，根据季节质量而变。猪肉、猪排骨0.99美元一磅（0.4536 公斤）。泰国米50磅装的，18美元左右一袋。大白菜，每磅0.50美元。西红柿1美元1磅。葡萄0.99元1磅。6瓶百威啤酒7美元。5个橙子1美元。

高娓娓告诉记者，在美国，即使算上房租，一个人的正常工资（月薪两千美金）足够养活一家3口人。

有趣的是，在对此现象困惑不已的群体当中，还不乏经济学家。

同样是在去年，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聂辉华赴美国哈佛大学攻读博士后。

相比于其他留学者，这个从江西农村考入中国人民大学的年轻教师把更多目光投到了房价的对比上。据他观察，在美国的二线城市，200平方米左右的房子价格40万美元左右，这200平方米指的是使用面积，不包括附赠的前后院。

“换句话说，美国人所说的房子放在中国其实就是别墅。”聂辉华略显遗憾地说，“而且一个中产阶级奋斗七八年就能拥有一套自己的房子。”

事实的确如此，据国际不动产代理商戈登·罗克（Gordon Rock）最新研究显示：美国人买房不需要太长时间，迈阿密需要4年，纽约需要5.7年，洛杉矶需要5.9年。

而在北京，面对校园周边每平方米超过4万元的房价，聂辉华按照现在的工资计算了一下，即使去买每平方米两万元的商品房，这个30岁的副教授也要奋斗到60岁才能拥有一套100平方米的房产。

“很多中国学生读完博士不想回来不是因为不爱国，”聂辉华说，“他们是怕30岁读成回来后买不起房和车，失去尊严。”

聂辉华还记得，在哈佛读书的时候，花70多美元为自己买了一件哥伦比亚牌冲锋衣，在国内，这件衣服要卖1500元。有感于此，他随手写了一篇博文《为什么中国制造在美国更便宜》。

结果，一段时间后，有学生提醒他，“聂老师，你写中美物价的文章在天涯论坛上被点击了30多万次，排在第一名。”

商品在出厂之前没有区别，真正的区别在于出厂之后

聂辉华发现，在繁复的物价比较当中，两组统计数据在有意无意中被忽略了。

一组数据是，自1990年到2000年，美国几乎实现“零通胀”，自2000年至2010年，其CPI（消费者物价指数，通常作为观察通货膨胀水平的重要指标）一直在2%上下浮动，换言之，在经济高速发展、个人收入逐年提高的同时，“低通胀”也始终相伴左右，其物价之稳定从一个细节就可见一斑：自美元诞生百余年来，美分作为最基本的货币单位，始终在市场上流通。

另一组数据是，近30年来，中国经历了1988年、1994年、2007年和2010年至今的4轮通胀，通胀高峰CPI的涨幅分别为18%、21.9%、8.7%和当前的6.5%，这意味着货币的购买力在不断下降。

那么，当今中国物价是否已经比美国还贵？

在这一问题上，几位接受采访的专家给出的结论是：相对于购买力和人均收入水平而言，中国物价明显高于美国，在绝对价格上，也在局部商品上出现了中贵美贱的情况。

究其原因，一个被广泛提出的观点是：在过去两年多时间里，政府主导的大规模投资导致商业银行贷款急速膨胀，致使国内广义货币供应量已经超过美国20%多，从而导致同样的商品在中国所对应的货币量远远大于在美国所对应的货币量。同时，在常年实行出口拉动经济的增长战略下，中美贸易顺差不断拉大，在现行的货币发行制度下，外汇储备的增加必须要以基础货币增发来对冲，从而再次增加了货币流通量，推动物价上涨。

但在这样立足于宏观经济角度分析的声音中，一些疑问也随之产生。

银河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左小蕾3天前刚刚从欧洲、美国参与交流活动归来。她告诉记者，在美国，不仅中国制造的产品远比国内售价便宜，即使是美国制造，也出现了相同的情况，比如她曾在美国加州一个机场商店购买的美制风衣，价格不到北京赛特商场里同款风衣的五分之二。

左小蕾连续提出两个问题。

同样的成本，同样的产品，如果产自中国国内，即使算上“出口退税”的部分，也不该出现高于国外市场两倍的情况。

反之亦然，如果产品来自国外，在WTO框架下，即使是制裁性关税，也绝对不可能出现超过一倍的价差。

“这完全不符合基本的国际贸易规律，价格差有点过分了。”左小蕾说。

长期观察中美物价关系的时寒冰对此现象的解读是，“商品在出厂之前没有区别，真正的区别在于出厂之后”。

他认为，国内商品价格被推高的主要原因之一在于，藏在商品里由消费者买单的额外交易成本。

在他看来，最大的交易成本就是税负。

据中国社科院财政与贸易经济研究所副所长高培勇所作的统计，自1994年实行分税制改革以来，中国政府的财政收入增速几乎每年都是GDP增速的两倍。而在中国现行的税制格局下，70%以上的税收来自于增值税、消费税和营业税等流转环节。剩下不足30%的税收来自于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等收入环节。

这就意味着，无论是哪国制造，只要流入中国就将背负上这些处于流转环节的间接税。

一个引人注目的数据是：依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政府财政统计年鉴(2007)》公布的2006年数据计算，倘若国家征税的总量均为1000元，“排除其他方面要素的影响不论，那么，作为价格构成要素之一、直接嵌入各种商品售价之中的税收数额分别为：中国700元，美国168元，日本186元，欧盟15国300元。”

其中，中国商品中所含的税比任何一个发达国家都高：是美国的4.17倍，是日本的3.76倍，是欧盟15国的2.33倍。

而且，相比于美国的商品价格往往会标明价外税，中国的商品实行价内税的方式，换言之，消费者只能看得到最终价格，却看不到价格中有多少隐身却逃不掉的间接税。

“这样消费者心里也许会好过一点，但是糊涂啊。”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韦森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

比如，在目前中国商场里出售的100元女性化妆品中，会有14.53元的增值税，25.64元的消费税以及4.02元的城建税。单这三项，就占整个女性化妆品零售价格的44.19%，如果再加上生产和运输环节的间接税收，保守地说，政府税收对女性化妆品的最终价格至少“贡献”了50%以上。

又比如，一块在内地售价为2700元的瑞士进口手表，将包含17%的增值税392元，30%的消费税623元，11%的关税267元。显然，政府税收对国外制造最终价格的贡献也将近6成。

“或许政府还没有意识到，自己也成了物价上涨的推手之一。”韦森说，“你顺着这个逻辑推演，就知道这种价格的高企是如何转嫁给消费者的了。”

在他看来，一个中国制造的产品，尽管不需要承担远渡重洋的交通成本，却要在国内一路承担重重收费甚至罚款。一个统计数字显示，1千克货物从上海运到纽约只需1.5元，而从上海运到贵州却需要6~8元。

旅程还没有结束。商品进入超市、商场后还要面临上架费、月返费、广告费、促销费、年节费以及无孔不入的暗箱操作费用。

“总之见者有份，然后转嫁给消费者。”时寒冰告诉记者，“但有钱人对价格不敏感，真正利益受损的还是广大低收入群体。”

    在韦森看来，物价背后更深层次的问题是国家经济发展路径的选择，“一种路径是选择政府主导投资拉动为主的发展策略，税负的增加无可避免，另一种路径则是通过减税的方式藏富于民，同时走上降低物价刺激内需的发展道路”。

 对于那些担心中国房地产市场崩溃会让自己的投资组合损失惨重的投资者来说，中国的保障房建设计划能给他们提供一点最基本的保障。

中国政府已承诺2011年开工建设1,000万套保障房，较2010年的590万套大大增加。这意味着今年要建设大约5亿平方米的住房，相当于2010年开工建设的新房总建筑面积的30%。但这一整体数据夸大了保障房计划中实际新建的住房数量。

据研究机构龙洲经讯（Dragonomics）中国房地产市场专家咬丽蔷（Rosealea Yao）计算，实际新房开工量只有800万套。咬丽蔷估计，为了实现令人印象深刻的1,000万套保障房建设目标，政府会将企业或政府部门为员工建设的单位宿舍重新划分为保障房，以填补剩下200万套的缺口。

即便对于那800万套真实的保障房供应增量来说，筹措建设资金也是说的容易做起来难。在总共2,150亿美元的建设成本中，中央政府只提供150亿美元，剩下的资金缺口要靠地方政府和企业来填补。而当前地方政府和企业预算紧张、投资意愿也并不强烈。

对于地方政府来说，要完成这个任务就得用出让土地的收入来承担它们所应担负的那部分成本。但来自国土资源部的数据显示，今年头五个月土地出让收入同比下降11%。

还有一点不可忽视，即投资建设保障房的动力不强。对于在总量中占400万套的公租房来说尤其如此。对于一些项目来说，租金收入在抵扣贷款利息和维护成本之后也就所剩无几了。如果没有足够的收入来偿还贷款本金，银行不愿放贷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但并非所有消息都令人沮丧。大部分投资都用在了一个建设规模最初构想的方案上。中央政府正在放宽融资约束，并出台新规，可以让地方政府融资工具更容易地为保障房建设项目筹集资金。来自总理温家宝的最高领导层的承诺当然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但中国的保障房建设仅仅是为了缓和商品房建设投资回落的负面影响、防止房地产市场的崩溃，而不是进一步加快市场的增长。押注中国增长题材的投资者不至于血本无归。然而享受过房地产热潮期间的丰厚收益之后，他们对市场转向以保障房建设为主的现实可能还一时难以消化。

英国首次购房者的平均年龄37岁。日本和德国为42岁，美国首次购房年龄也达到30岁以上。然而，家地产市场研究中心与光大银行新近合作完成的一份报告显示，北京首套房贷者的平均年龄只有27岁，比发达国家要快一代人的时间。

即使在高收入的华尔街，绝大多数人也都是到35岁以后才会开始考虑购房问题。中国大学毕业生省吃俭用、东拼西凑就为了买房结婚是非常病态畸形的社会现象。

大多数年轻人都有自己的职业生涯规划，可一旦贷款买了房，其职业规划就必须要进行修正。我们看到很多年轻人因买了房而放弃了对自己来说是转折点的发展机会，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个人发展。

购房人年轻化其实是个值得政府关注的警讯，提前购房比其他国家要快一代人的时间，不但造成了购房压力的年轻化，同时也推动了北京房地产市场长期供不应求，房价亦难以调控回落。如何延缓年轻人过早的购房需求，以及抚平为人父母者与年轻人在初入社会时暂时性“无产”的恐慌心理，将是引导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的关键因素。

德国自有住房率为42%，租赁住房率达到58%，年轻人中77%都是‘租房族’。德国政府还鼓励自建房、合作建房，打破开发商对房屋供应的垄断。目前德国的房价10多年保持不变的奇迹！

2009年经济刺激计划产生的第一批不良贷款即将冲击中国的银行系统。那些援引不具名官员说法的报道如果属实，中国政府目前正在考虑为人民币2万亿至3万亿元(合3,000亿至4,500亿美元)左右的不良贷款承担责任，这些贷款发放给了地方政府的借贷机构。

这样一个救助计划的规模大得惊人，约占中国GDP的7%，超过美国问题资产救助计划(TARP)规模。该计划的出台也让人意外，因为中资银行经审计的账户目前仍显示，不良贷款数量大幅降低。然而，此次救助计划的规模几乎相当于本世纪初中国重组其四大国有银行时剥离的坏账总额。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项救助建议还大体相当于中国2008年人民币4万亿元经济刺激方案的规模。中国逃过了那次金融危机劫难，但目前看来，当时采取的对策却加剧了中国的“病情”。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2008年，当全球金融危机冲击中国出口业时，中国政府责令中资银行为大规模信贷扩张提供支持，以创造就业，刺激经济增长。中资银行积极展开行动，2009年和2010年新增贷款总计人民币20万亿元(合3.1万亿美元)。银行贷款中的很大一部分发放给了地方政府借贷者。估计这些贷款的坏账率为25%至30%，即人民币8至9万亿元。

中国早已建立了将坏账从银行系统中删除的机制。1999年，中国政府成立了四个收购不良贷款的资产管理公司。一般认为这些“坏账银行”仅需存在10年，中国政府希望它们在这段时间内完成其资产组合的出售或清理。

但最终结果未能与计划一致。10年之后，四大资产管理公司的所有资产只实现了大约20%的回收率，其资产组合几乎全是发放给国有企业的贷款。因为超过三分之一的不良贷款是以面值收购的，资产管理公司从一开始就处于破产状态；其回收率实在太低，远不够偿还中国央行和商业银行提供的资金。

若要冲销这些一文不值的“资产”，财政部就不得不承担资产管理公司的债务，或由持有资产管理公司债券的银行来承担足以重创银行自有资本的重大损失。因此由于政治上的原因，相关方面没有采取任何行动。2009年，为资产管理公司提供的银行融资展期10年，资产管理公司因此得以继续存在。

如果资产管理公司被用来购买这些地方政府债务，那么所需新资金的规模就会让这场骗局变得更加不确定。要是不让银行承担贷款损失，在不良贷款达2万亿到3万亿元的情况下，就需要有等量的融资来源。但几大“商业”银行没有多余的资本，它们刚刚才完成新一轮融资，用以缓解贷款狂潮给其资产负债表带来的压力。同样向地方大举贷款的国家开发银行，为了让自己成功上市，目前正在重组资产。

但北京还有另外一种手段。它可以不使用这些资产管理公司，而是像在重组中国农业银行的过程中一样，让财政部建立专门的“共管账户”。这些账户按照面值收购不良贷款，只付以财政部开具的借据。这些借据在银行资产负债表上体现为“重组应收款”。

从财政部的角度来看，这些借据只是或有负债，所以不算入中国的国家预算；还债款项来自于银行分红而不是税收收入。按理说，这样的安排可能只会得到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批准。可以想见，要是将这些安排摆在全国人大全体会议面前，代表们会围绕国家债务问出什么样的尴尬问题。

中国的狭义国家债务占GDP的20%，但如果将其所有主权负债加进去，那就更接近于80%。这还没有算进这次收购的地方政府债务，也没有考虑到经济刺激贷款中提供给国有企业的其余70%。历史已经反复证明了国有企业的不良信用。

在没有几个人能够对其行动提出质疑的情况下，北京似乎会沿着增加系统性财务杠杆的道路继续前进。它无法阻止地方政府、国有企业的挥霍浪费，这个重担将毫不含糊地压在以后几代人的肩上。

中国可能已经浪费了4,000亿美元的资金，看到这一事实，人们就应该不要再动辄赞扬北京伟大的经济规划师们。要是这些钱当初放进了全国社保基金，那么中国在建设内需驱动型、而非基建投资驱动型经济的路上，可能已经多迈出了好几步。

或许，北京愿意承担部分地方债显示的是其果断行动的政治意愿。但一定要记住，2008年和2009年，中央政府在知悉很多工程存在质量问题的情况下批准了这些贷款。这两年的经验表明，中国经济奇迹在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胡乱贷款和巧用会计花招的基础上。

中国政府公布的新数据显示，相比其它主要经济体，中国的债务负担仍偏低且可控。但是地方政府和很多国有银行部门的负债正在限制北京为抗击通胀所能做出的选择，如果把这些债务也计算在内，中国的债务负担是目前普遍认可的总债务水平的三倍还多。抗击通胀是中国经济的当务之急。

中国立法机关人民代表大会年度会议公布了一份报告，中国财政部长在这份报告中说，2010年底中央政府的债务是1.03万亿美元。这相当于占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17%左右，远远低于美国、日本和欧洲主要国家其债务占GDP的比重。

中国各地方政府的负债可能会限制北京打压高房价的努力，也可能会牵制其他抑制通胀措施的实施。

但中国财政部长给出的这个数据并不包括很多大型国企、地方政府、甚至中央部委所持有的债务。这些未被算在内的债务包括中国国家开发银行等国有政策银行的债务以及资产管理公司持有的国有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另外，中国官方总债务还不包括地方政府和除财政部以外的中央部委的债务。

中国铁路负债也没有被算在其中，尽管铁路由中央政府部委运营。中国铁道部长周六说，光是铁路公司的债务总额就超过2,700亿美元。如果铁路公司无法偿还这些债务，财政部就会陷入困境。

若在官方数据的基础上，再加上中国地方政府和国有银行的债务以及资产管理公司持有的估算债务，中国政府的总负债将达到3.55万亿美元，相当于中国GDP的59%。一些关注此事的经济学家说，这些官方数据低估了过去两年贷款激增时所产生的不良贷款等负债项目。渣打银行(Standard Chartered Bank)中国经济学家王志浩(Stephen Green)估计，若包括或有负债在内，中国总负债占GDP的比例高达77%。北京经济研究公司龙洲经讯(Dragonomics)董事总经理葛艺豪(Arthur Kroeber)则认为中国总负债占GDP的比例为75%。

 

中国财政部长谢旭人周一在北京的记者会上并没有直接回答关于地方政府债务是否应体现在负债表上这一问题。中国财政部新闻办公室没有回应置评要求。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对比各国政府对本国总负债水平的估测值，不过该组织承认中国的负债统计数据存在缺陷。据美国政府的统计，美国联邦政府2010年底总负债为13.53万亿美元，占美国GDP的93%，远高于中国公布的17%的比重。若用其它会计方法计算，美国联邦债务占GDP的比例接近65%。

直接比较中国、美国或其它主要经济体的政府债务很难，这不仅是因为数据统计和会计方法方面存在差异，还主要因为中国政府在国家经济中一直扮演着重要角色。

如果把政府金融机构也考虑在内，美国的总负债可能也会增加。政府支持的住房抵押贷款机构房利美(Fannie Mae)和房地美(Freddie Mac)的总负债占美国GDP的比例约为37%，不过这两大机构的资产可以支付其绝大多数或全部负债。各州债务也没有算在美国政府的总债务当中，目前并不清楚美国联邦政府是否最终会为州政府的负债承担责任。相比之下，如果中国地方政府出现财政危机，中央政府要么会直接出手相救，要么会让国有银行系统承担损失。

分析师并不认为中国处于债务危机的边缘：税收收入迅速增加，国家拥有大量资产，几乎所有的债务都是以人民币计价的。中国和希腊不同的是，后者面临低增长率和高借贷成本的局面，希腊政府10年期债券的收益率目前超过12％。而中国经济预计将继续以接近两位数的速度增长，10年期国债的收益率仅为3.94％。

但债务规模超出普遍估计的水平表明中央政府政策日益增加的局限性。眼下，中国政府正试图平抑不断上涨的物价水平，并为数量众多的居民建立社会保障体系。这也反映出在中国官方数据不透明的情况下，外界更加难以解读中国这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中国债券拼图的关键一块掌握在地方政府手中。从理论上讲，省级和市级政府不得借债。但在实践中，地方官员总有很多办法绕过限制。中国地方政府债务的真实规模还不清楚。周六，温家宝总理在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做《政府工作报告》时，承诺对此进行全面审计。

据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简称：中国银监会）估计，在2009年和2010年上半年间，地方政府担保支持的各类投资共计借入1.17万亿美元。本周出版的财经杂志《新世纪》周刊上的一篇文章估计截至2010年底，地方政府债务的规模达到1.52万亿美元。

美国西北大学（Northwestern University）专门研究此问题的教授史宗瀚（Victor Shih）说，值得警惕的是，没有人，甚至包括中央政府在内，确切知道整个体系中的债务规模有多大。

温家宝总理上周六说，抑制通胀是政府今年的首要任务。1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同比上涨4.9%，超出政府制定的4%的目标。自去年10月以来，央行已经三次提高利率水平。但中国社会科学院高级研究员张明说，债务负担限制了货币政策的作用空间。他说，每次加息都会加重地方政府的债务负担，央行在做加息决定时不得不考虑到这一点。

地方政府的债务负担也限制了中央政府控制不断飙升的房价的能力。土地出让收入有助于地方政府偿还债务，所以地方官员有动力尽量推高土地价格，这鼓励了豪宅开发商购置土地，而不是让廉价房项目分得应有的地块。部分用于偿债的资金本可以用于医保和教育投入。改善这些社会服务的水平被认为是鼓励中国消费者减少储蓄、增加消费的关键。在地方政府预算中，用于社会服务的开支大都有所下降。张明说，地方政府的资源有限，如果更多的资金用于偿债，那么用于改善教育和医疗水平的资金就肯定更少。

截至2010年底，由国家开发银行和其他政策性银行发行的债券中，未偿还的债务总额达到7850亿美元。所筹集的资金在公共基础设施项目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政策性银行能够以仅略高于财政部的利率募集资金，这加深了市场的看法，即政策性银行的借贷受政府支持。

由于政府在银行体系中的作用，中央还面临着潜在负债。史宗瀚估计，承接银行不良贷款的资产管理公司未消化的债务达2280亿美元，这增加了政府的或有负债。中国银监会不再公布资产管理公司消化所承接的不良贷款的数量，但据一位曾参与不良贷款市场的顾问确认，史宗瀚的估计是合理的。

经

济学家和西方政客总喜欢拿印度和中国作比较，这不难理解，因为这种比较有着难以拒绝的诱惑力：它们均是正在崛起的亚洲经济体，人口均超过十亿，周围还有诸多虎视眈眈的 “芳邻”。

“印度实时报”栏目也时不时地将这两个国家做一对比。

如果你赶时间，我们可以将对比的结果总结成一句话：中国在一切方面都比印度拥有更多(贫穷人口除外)。如果你还有点闲暇，那么请往下看，这里列出了五篇曾于2010年对中印两国在不同方面进行比较的博文。

1. 沃伦·巴菲特(Warren Buffett)：到目前为止，中国从这位出身美国奥马哈市的亿万富翁那里学到的东西似乎更多一点，至少在投资方面是这样。巴菲特旗下的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Berkshire Hathaway Co.)持有中国电池和汽车制造商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相当大一部分股份。今年9月，巴菲特和比尔·盖茨(Bill Gates)一起来到中国，希望说服中国的亿万富翁将更多的财富捐给慈善事业。巴菲特对中国的“厚爱”有了回报，一位中国男士花了210万美元的创纪录天价赢得了与投资大师巴菲特单独吃午餐的机会。

巴菲特曾说，他愿意投资印度，但印度保险业对外资持有股份的比例有限制，其投资计划因此受阻。

不过，印度至少可期待明年能好好招待巴菲特。巴菲特在今年股东大会上回答一个年轻的美籍印度人的提问时说，他计划2011年访问印度，具体时间也许是在3月。

2. 大型活动：印度今年10月主办了英联邦运动会(Commonwealth Games)，中国11月主办了亚运会(Asian Games)。当然了，中国已举办过奥运会，因此在举办大型活动方面拿二者作比较似乎有失公平。

但不管怎样，我们还是比较了一下。有关印度举办英联邦运动会的新闻报道中，充盈耳目的是“推迟”、“腐败”、“混乱”(用这个词的肯定是英国媒体)以及“糟糕”等字眼，直到开幕式盛况揭晓后，关于运动会的批评才有所消退。

相比之下，似乎中国那些美观大方、闪闪发亮的各个运动场馆在奥运会开始前五个月左右就已经竣工，因此在最后的冲刺阶段，中国只要将奥运商品上的些许浮灰轻轻弹掉就万事俱备了。

3. 中产阶级：今年一份有关今年亚洲中产阶级的报告显示，按2005年的美元购买力平价计算，印度仍有约6.5亿人每天的生活费不足2美元。

生活在这一水平线上的中国人目前不到1亿。不过曾几何时(就在上世纪90年代)，中印两国贫穷人口的数量旗鼓相当，只不过中国在解决脱贫这个问题上做得更出色一些，中国的穷人变成了中产阶级，而不是进入“2美元至4美元”这一档，后者是印度大多数中产阶级目前的支出水平。

大多数中国人目前属于日开支在5美元至10美元的“中间中产阶层”，1995年至2007年间，这个阶层的中国人口增加了三倍。

但澳大利亚智库悉尼独立研究中心(Center for Independent Studies)的John Lee说，不要把印度脱贫速度较慢的问题归咎于印度的政治体制。

4. 经济：中国目前仍是一个比印度大得多的经济体，尽管两国的人口数量差不了太多。在印度斯坦时报(Hindustan Times)召开的一个有关印度的会议上，爱萨集团(Essar Group)董事长鲁雅(Shashi Ruia)在钢铁、汽车和贸易等方面比较了印中两国。

正如在这篇文章一开始我们所说的，中国在一切方面都比印度拥有更多。两国在道路、发电、火车和其它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差距无疑是显而易见的。

5. 上网：从利用谷歌(Google)所进行的搜索内容来看，印度网民和中国网民属于两个世界的人。印度网民似乎完全是说英语的西方世界里不折不扣的一员，他们对诺基亚(Nokia)等公司的产品以及诸如Facebook、雅虎(Yahoo!)和YouTube等应用软件翘首以盼，不过说到电影，他们喜欢的都是宝莱坞(Bollywood)制作。中国网民似乎恰恰相反，他们基本上用的都是国产软件，但在电影的口味上似乎更偏爱好莱坞(Hollywood)。不过两国网民也有共同之处：美国搞怪歌手Lady Gaga。

转载自：网上购物

“一流的企业做标准，二流的企业做品牌，三流的企业做产品。”这已越来越成为各行业的共识。

入行的时候从DD开始做起，做了几年，手里过了大概有100-200家企业，规模以上的，大约有不到100家。 

一直在总结有什么样特质的企业适合投资人（债券或股权）但是发现企业总是各有千秋，很难混同一之。我大概总结了以下几种： 

1、新技术型。分两种，原创技术比如先声药业。仿制技术，这类在国内比较多。 
2、稳定渠道型。多见于供应链上的企业，和大企业有非常稳定的供货关系，并且为有一定分量的供货商。 

3、市场优势型。因为某种原因，在地区市场有明显优势。（价格，品牌，资金，等等） 
4、稳定盈利模式型。可能属于传统行业，技术门槛不高，但经营模式有效，利润稳定或高速增长。 
5、天然垄断型。这个最典型的例子是歌华有线。 
6、冷僻行业型。行业非常冷僻，几乎没有专业竞争者。（这条貌似和第三条有冲突）